莫言们的“子宫”寻找

　　知识分子再下乡——

　　故乡是用来怀念的，故乡是用来美化的，故乡是用来失望的。从沈从文们的百年乡愁到张炜、陈忠实们的“书院”返乡，他们对于故乡的寻找，正如莫言再也回不去的高密乡：“故乡，只在想象里。”

　　在记忆里重塑故乡：鲁迅、沈从文们的百年乡愁

　　乡土文学发源于乡愁，鲁迅是其最早的践行者。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指出：“在还未开手来写乡土文学之前，他却已被故乡所放逐，生活驱逐他到异地去了，他只好回忆‘父亲的花园’，而且是不存在的花园……”

　　鲁迅的《故乡》写于1921年，那时还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阴霾渐渐开始笼罩乡土，鸡犬相闻的小国寡民幻想已经破灭，然而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尚看不清未来与前路。

　　待到30年代，沈从文重拾乡土文学的命脉时，乡村的厄运已经异常清晰：旧的江山与皇帝被推倒，新的统治更加可怖。面对让人万分痛苦的新旧交替，沈从文和鲁迅采取了同样的应对方式：在记忆里重塑故乡。从家乡回到北平之后，他在《边城》里写一条溪、一个女孩、一条狗、一个漫长的梦，正因为他知道乡村的失落不可避免也不可溯回。

　　1980年，60岁的汪曾祺重回四十年前的苏北乡下，写小和尚明海和农家少女的故事，汪曾祺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于是，《受戒》重温了四十年前的一个旧梦，那是孔子时代才有的“思无邪”。

　　《受戒》之后，乡土文学重回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轴。阿城写出了《孩子王》、《棋王》，路遥写出了《人生》，莫言写出了《丰乳肥臀》，陕西有了贾平凹，湖南有了何立伟，山西有了李锐，山东出现了张炜。 作家又开始“寻根”，但这次寻根不一样的是，它并不是国家主导的寻找民族象征，而是文学要寻找它的发源和母题。乡土则成了最好的素材。 韩少功在《文学的根》里写道：“乡土中所凝结的传统文化，更多地属于不规范之列。俚语，野史，传说，笑料，民歌，神怪故事，习惯风俗，性爱方式，等等，其中大部分鲜见于经典，不入正宗，更多地显示出生命的自然面貌。” 阳春白雪的经典文化翻滚过城市，吸收了世俗文化的养分之后又流向乡野，潜伏演化，重焕巨大的生机。每个土地的断层都凝结着历史传承，每个庄稼的根茎中都隐藏着数年前的精灵，每个农民的生老病死的背后都有丰富智慧的痕迹和落尘。作家疯狂汲取了土地所提供的养料。 到了90年代以后，农民开始远离土地，“离土”让传统价值观日益衰落断裂。钱理群教授曾经写过这样一个令人无比唏嘘的故事：某农村，在“文革”时仍然保存着儒家的传统秩序，知识分子逃入乡下开设私塾，教授小孩读书，在动乱的年代，这里仍然保留着有条不紊的耕读文化，然而到了90年代，村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做生意，倒买卖，终于，村里的年轻人为了买卖木材而砍掉了村里的一棵千年老树，老树的轰然倒下仿佛是个象征，象征着某种价值观的彻底轰塌，连大的政治动乱都无法摧毁的道德传统，最终还是被经济利益所摧毁。 在乡土文学的写作中，满目疮痍的农村现状让作家难以再持续现实主义的写法。王安忆的《小鲍庄》，神话与现实交叉，谱写关于仁义的挽歌。阎连科的《受活》、《日月流年》则以荒诞史诗的写法，谱写田园的狂想曲。 莫言的《生死疲劳》更是乡土文学的一个巨大隐喻，农民西门闹在土地上经历了六道轮回，最终安息的墓碑上写着：“一切来自土地的都将回到土地。”

　　莫言的隐喻：回不去的故乡，进不了的北京城

　　“有着北京户口”、在北京住了已近30年的莫言，“对北京感觉越来越陌生”。面对胡同深处的大爹大娘，因“舌头不会自如地绕弯儿，不能流畅地使用儿化音”，总摆不脱一种乡下人的自卑感。一段被北京胡同年轻女子“噎”的经历，即便已被莫言写进小说里，还是被他“常常梦见”。他打趣道，“多到长安大街走走，少到胡同溜达，是在北京保护自己的方式”。

　　对北京是如此情感，而故乡高密，他也是“回不去了”。“拿着锄头，给我两亩地，我也种不了”。因为莫言的笔，不少读者，包括海外读者都去高密走走。“这都是一次性的。有韩国人去了大失所望，因为毫无特色，一样的院落，一样的房屋。故乡，只在想象里。”

　　“那里也有刁民泼妇、小偷小摸、村匪村霸。事实上我记忆中的故乡根本就没存在过，就像那个涵洞根本就没这么高大。乡村里的人物原来也没这么了不起，不是像爷爷奶奶那样敢说敢做，也是唯唯诺诺。人与人的关系事实上从来就没想象中那么美好。故乡是在童年记忆基础上想象的产物，事实上是发明了一个故乡。”

　　从万松浦书院到白鹿书院：张炜、陈忠实们的“书院”返乡

　　小说《你在高原》中，主人公宁伽渴望回到葡萄园去，因为那是安宁的精神故乡，是心灵的家园。在乡村的角落里，张炜、陈忠实们通过书院，试图将对传统文化的理想转化为一种生活方式。

　　坐拥万亩松林，面向滔滔渤海，芦清河从它身边汩汩流过……这就是张炜创办在龙口港栾的“万松浦书院”所在。古代的书院，大半建于山中大野，素有三大要务：一是讲学，二是积书，三是接待游学。今天的万松浦书院将三大要务一一承续，吸取各种先进文化，创造当代学术文化，真正地做到“为往圣继绝学”。

　　“书院如果不守住中国文化之根，那就非常可怕了。”张炜看来：“书院需要退开一些，退回到一个角落里。”

　　“白鹿终于回到了白鹿原”，这是2005年，作家陈忠实在他的白鹿书院正式成立时说的：“我在《白鹿原》里的故事大多是虚构的，只有白鹿书院的山长朱先生是有原型的，其原型是蓝田县清末举人牛兆濂，白鹿书院也是有原型的，其原型就是牛兆濂当时主持的蓝田县的芸阁学舍。”而“云阁学舍”则是在为宋代“关学”代表人物吕大忠、吕大防、吕大钧、吕大临所修“四献祠”的基础上拓修而成。由纸上的“白鹿书院”达致现实生活中白鹿原上的“白鹿书院”，这所书院正是“守住中国文化的根”，让中国传统文化薪火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