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最好的大学

　　作为公民社会建构中的重镇，我们对大学的要求，实际上承担了我们对整个世界、对人类未来的期许。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乃至任何一个年代、任何一个家庭、任何一个人，对“最好的大学”的寻找从来不曾停止。这个寻找，不会止步于志愿填报书、不会止步于211和985，也不会止步于哈佛和剑桥。即使伟大如哈佛，也得不断经受“最好的”标准的打量，才能配得上人类对大学期许。

　　这个夏天，“大学”温度几近爆表。

　　高考分数刚刚出笼，考生和家长筛选信息博弈机会，寻找着安放孩子们此生最好岁月的所谓大学。而“浙大校友会否认反对新校长任命”的新闻再次引爆了整个社会对“大学”的情绪集结。

　　6月22日，浙江大学校友会发表联合声明，公开表达对新一任校长任命的诉求及期望。7年前的6月，哈佛第27任校长劳伦斯·萨默斯被迫辞去哈佛大学校长职务，成为哈佛370年历史上第一个因被通过“不信任案”而被迫离任的校长、哈佛近150年来任期最短的校长。

　　劳伦斯·萨默斯的被弹劾与林建华的被拒绝隔着遥远的时空，形成互证的文本：

　　其实，我们要求的不是一个校长，而是一个“最好的”哈佛与浙大。

　　成为最好的“自由人”，还是投资学位确保成功?

　　人们普遍认为，大学的更新要与整个人类观念的改变联系起来把握，在大学的精神创造中要寻找到国民教育的根源。而这个根源本身的流变决定了我们所谓“最好”的流变。

　　在美国殖民地时代的大学教育主要是培养上流社会子弟的品行，不涉实务，甚至于教学充满了宗教的底蕴。直到二战，德国大学所奉行的是精英主义教育传统，读书学习与斗剑、饮酒和旅游一样，是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而不是通向某种生活的先决条件。以培养这种知识公民为宗旨的古典学院，与现在的已经泯然为大众教育帮助青年人做好职业准备的现代大学绝对是两回事。

　　当时代开始加速度前进，根植于缓慢优雅的古老社会的精英式教育越来越受到挑战，但这些变化本身不会动摇我们对“教育”一词的期许。

　　雅斯贝斯在《什么是教育》里强调，“教育是人的灵魂教育”，“谁要是把自己单纯地局限于学习和认知上，即便他的学习能力非常强，他的灵魂也是匮乏而不健全的。“精神贵族与精神附庸的区别在于：前者会昼夜不停地思考并为此形体消瘦，后者则要求工作与自由的时间分开;前者敢冒险，静听内心细微的声音，并随着它的引导走自己的路，而后者则要别人引导，要别人为他定下学习计划;前者有勇气正视失败，而后者则要求在他努力之后就有成功的保证。”

　　美国的大学本科教育字面意思为自由教育，给予“自由男人”(相对于奴隶、工匠等那些听从他人命令进行工作的人)的教育，以帮助他们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和道路。相对于具体的职业教育，它强调对“人”的教育，而不是对“技艺”的教育，它关注的是如何把一个自由人教育成一个能够独立思考、具有价值观念和道德操守、了解文化差异的健康个体，使其成为一个称职的文明社会公民，而不是工具式的人才。

　　在雅斯贝斯看来，大学生是未来的学者和研究者。即使他将来选择实用性的职业，从事实际的工作，但在他的一生中，将永远保持科学的思维方式。而马修·阿诺德则希望每一个受过教育的公民都充分浸润在思想中，具有感受美的能力，聪明智慧，富有活力，“让每个人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

　　也许，在高考志愿填报前夕谈起这样的大学精神会让急于寻找职业规划的学子们跳脚不已。年轻人更喜欢呼吸“发明、创造、企业、传奇性的成功或者稳定的收入完善的福利”这样的空气，不再愿意把大学当成一个避难所或冥想之地。这些把大学当做一项投资的人们希望学位可以基本确保未来的人生成功。这种想

　　法本身无可厚非，但是，药佳鑫的刀子让我们无法忽视来自斯坦福的声音。

　　哈佛也有行政化斗争，斯坦福正在反省经济理性

　　如果说，哈佛大学与耶鲁大学代表着美国传统的人文精神，那么，斯坦福大学则是二十一世纪科技精神的象征。斯坦福大学奠基并创建了著名的美国硅谷。斯坦福大学校长贾斯珀认为：大学向来有两种，一种是传统的通识教育，学生们接触各种伟大的思想和理念;另一种更为功利，教育直接导向工作机会。“有很多学校的很多本科生，并不想接受教育，而只是为了得到一个好工作而掌握足够的技能。”但贾斯珀先生依然强调：我们要求学生不只是成功，而是拥有丰盛的人生;不只是有用，而是富有创造性和责任感。

　　“很多人对斯坦福教授的理解，以为他们都开公司，赚很多钱，这是不对的。在这里，每个教授都在挑战科学和技术最高层次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很自然地出来很多东西，比如专利、技术，然后转化成公司、财富。”斯坦福校长轩尼诗相信，善意地带着“改变世界”的良好愿望去赚钱，这是创业的原动力。

　　“洪堡的教育”最初就不仅是一项针对未来的投资，无数青年人进入大学，再走出大学，接受的是智力生活的训练，用黑格尔的话说，“认识你自己”。实用主义的坏处在于大学成了就业培训所。如果进入大学只是为了提升个人的职业空间，那么大学就是无法尽到它对社会的责任。正是这个原因，我们的“专才性”“工具性”大学教育无法进一步为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提供原动力，当加州理工人说“我想影响物理、数学或者化学”，当斯坦福人说“我想要影响人类”，中国大学的毕业生挨挨挤挤在一起，企图找到一个给世界打工的机会、一个被剪羊毛的机会，甚至于一个收受贿赂殴打商贩的体制内饭碗。

　　尽管很多大学都屈服于经济理性，但我们依然不敢以为洪堡的大学理念已经过时，哈佛第27任校长劳伦斯·萨默斯就是折戟于此。他在各种场合要求哈佛学生提高自然科学修养，却对人文科学相当冷淡，甚至公然蔑视，引起了人们对他的质疑。他引发了哈佛在发展目标、教学目标，以及价值观等方面的一次次震荡和撞击，点醒了哈佛人如何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保持独立而清醒的追求。当劳伦斯·萨默斯以政客的手腕企图以校长的集权代替院长和教授们的权威时，哈佛大学文理学院教授们对萨默斯通过了“不信任案”，捍卫了哈佛的大学之魂。

　　哈佛的这段“遭遇”让人庆幸：校长不好当的大学，才可能是好的大学。也可以证明：当中国的高校开始提出自己的校长标准时，它在精神上已经接近于世界上“最好的”大学，而不是满足于中国式“最好的大学”。去行政化、学术自由、高校独立、教授治校等等愿景已经渐行渐近。

　　也许，有一天，再提“最好的大学”，我们可以将眼光从国外撤回国内，从历史返回现在。

　　■观点

　　质疑中国式大学

　　□薛涌

　　美国的学校非常推崇让各个阶层的学生上大学，有着非常高的大学普及率，主张以学生为中心，而中国的大学以课程为中心。双方对大学教育功能的定位不一样，集中地体现在专业选择和课程设置上。

　　在国内考大学时，从来是大学和专业一块报。在美国则完全不同。你申请哈佛就是哈佛，耶鲁就是耶鲁，密西根就是密西根，根本不用考虑什么专业。选专业可以在大二决定，或者大三决定，甚至决定了以后还能改。关键问题是你要挑个适合你的学校。而大学挑的，也是你的综合素质，不是你的专业。一个学文学的可以进医学院，学古典文献的可以进法学院，学历史的可以进商学院，等等。这在美国是正常的教育过程。

　　为什么会如此?精英的本科教育是通才教育，要给学生足够的时间和优越的环境扩展视野、认识世界、认识自己、发展批判性思维能力、培养良好的价值观念。

　　在确定了专业后，学生开始学习专业课程。但专业课程的比例一般不超过所有课程的1/3。因此，可以想象，美国的大学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在知识宽度、平衡性方面有着显著的优势。基本的历史、人文和哲学教育能够保证毕业生至少具备基本的现代公民素质。而对不同领域的广泛而不深入的涉略，能够让毕业生保持对科学的兴趣，从而为研究生阶段进一步深入研究打下基础。这些，都是我们中国的教育需要好好学习的。

　　除了一个大的架构和内容外，通才教育还必须有具体的手段。其中一个核心就是师生互动的讨论班，多元性的观点的撞击。比如美国大学招生，追求各种阶层、种族、文化、国家的学生的融合，上课也是各专业的人都有;因为选课也不受年级的限制，一般的课常常是四个年级的学生，甚至研究生聚集一堂。这样，大家看问题的角度各有不同，阅历不同，术业亦有专攻，讨论起来兴味盎然。再有，美国大学生上课除了讨论外还有两大件：课堂报告，学期读书报告或论文。两者强调的都是表达，要让学生发出自己的声音。

　　以中国大学的现实对照一下，看看我们究竟缺少什么。用最简单化的说法，从讨论班出来的学生，到了社会，马上知道自己能干什么、能够贡献什么别人没有的东西。因为他每天上课就是演习这些技能。而在国内，学校高楼林立，却缺乏辩论切磋的风气，大部分课程都有给定的答案。上大课满堂灌4年，到了社会上就容易不知所措，因为自己在学校很少主动说过话，很少独立解决过什么问题，甚至没有机会发表自己的看法。大学的传统，在我们这里似乎早已经失传了。我们为什么还要上大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