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登写作：孤岛上的“沙菲小姐”们

　　上个世纪40年代，当整个中国沦陷成为孤岛的时候，这隔绝与寂寞却无意中让人们解下传统的沉盔重甲，促成了一次女性自由精神的解放，22岁的张爱玲、22岁的梅娘、21岁的石评梅、24岁的丁玲……一批新锐的女作家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先锋姿态登上文坛。对于当时的青年人来说，她们是流行的标志，摩登前卫思想的代言人。

　　写作是件摩登的事：张爱玲们的“孤岛”之心

　　60多年前的上海，战争烽烟的灰调黯淡了这座无眠都市的霓虹，这是个不幸的时代，民族的灾难给这里的人们带来了程度不一的伤害，但同时这个不幸的时代，却用它的支离破碎为一群年轻知识女性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培淀了丰肥的土壤。

　　1944年5月，一位叫陶岚影的年轻女士，为当时上海十分风行的大众文学杂志《春秋》写了一篇名为《闲话小姐作家》的文章，用极其幽默闲适的笔致，如数家珍地盘点了当时活跃在文坛的诸多女作家：张爱玲、施济美、俞昭明、施济英、汤雪华、程育真、杨琇珍、邢禾丽、郑家瑷、练元秀、马笑侬、李宗善、江泓，当然还有陶岚影自己。由此“小姐作家”成为这群活跃在当时上海滩的女性作家的统称。

　　当然，现在看来，这已经是一份陌生的名单，除了后人从故纸堆里搜寻出来的张爱玲等少数几人，我们对其中的大多数几乎一无所知。

　　1942年，随着日军侵入租界，所谓的孤岛文学实际已经结束。

　　彼时的上海，随着城市的沦陷，主流作家纷纷撤离，原本作为新文学运动中心的上海，其时却变成了一座文学的荒城。

　　“民族”“革命”等话语和题材完全被日本人的监狱和宪兵队隔绝，强力扭结而成的文化禁区，却带来了新的“自由”——人们可以自由地书写私人感受、爱情和两性关系。对于上海的读者来说，鸳鸯蝴蝶、风花雪月原本就是他们喜爱的口味，而孤岛生活的惶恐心态更加剧了这种趣味倾向。于是，在这座海上孤城中，不谈政治和少谈政治的纯文学作品成为最流行的风潮，人们有大把的时间消磨在对爱情和人情世故的消费之上。

　　高压下的生活似乎别无出路，就像张爱玲在《封锁》中描写的那样，戒严了，人们的身体无法自主，心在短短十几分钟之内却还可以自由出轨妄想一下。这些在当时还算文坛新秀的女孩子，却成为上海文名最盛的作家，一代年轻人的文学偶像。

　　长寿与短命：不仅仅做女人，还要做人

　　张爱玲已去，梅娘仍在。

　　2005年8月，《梅娘近作及书简》出版了，这位成名于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才女，与张爱玲齐名，号称“南玲北梅”，在文坛上沉寂了半个多世纪后，以86岁的高龄，再度推出作品。

　　1942年，22岁的梅娘发表《鱼》、《蟹》及大量短篇小说，她的写作在这一年达到巅峰。而她后来的荣辱沉浮和悲欢离合，却也都在这一年埋下伏笔。

　　我们无法把昔日的梅娘与后来的保姆、右派、丧子丧女的倒霉女性联系在一起。我们更不明白，史铁生的写作的“领路人”，竟是并不知名的梅娘的女儿柳青。

　　“现在的年轻人，还有多少能理解我们那一代人的处境呢?”梅娘说，“青空悠悠，时序袅袅，强力压顶时我敢于按着良知行事，可以说已经练就了泰山崩于前而不惊的坦荡。我只执著于人类的共同愿望，那就是理解、和谐、前进。”

　　长寿的苦难与短命的悲戚形成天然的共鸣，于是想起早年的石评梅，终年不满27岁，创作生涯仅仅6年。

　　北京陶然亭，至今仍有高君宇和石评梅的墓，墓碑上是一首诗：“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慧星之迅忽。”两人的爱情悲剧，照亮了文学的天空。

　　民国四大才女中，除张爱玲外，石评梅、庐隐、萧红均非永年，都是在风华正茂，作品日臻成熟之时撒手人寰。石评梅死于流行性脑炎;庐隐死于临盆难产子宫破裂;萧红则死于肺结核。

　　新旧之交的大环境中，首先在铁屋子中醒来的人，是否更感到悲凉，也更易踏上传奇然而黯淡的人生之路?庐隐情路坎坷，她笔下“我心彷徨”的海滨故人们，仿佛已预见了作家本人同样短促的一生;丁玲也曾哀叹：“把眼睛扫遍了中国我所认识的或知道的女性朋友，而感到一种无言的寂寞。能够耐苦的，不依赖于别的力量，有才智、有气节而从事于写作的女友，是如此其寥寥啊!”

　　石评梅好友庐隐在她的散文《今后妇女的出路》中写道：“去过人类应过的生活，不仅仅做个女人，还要做人。”只有选择反叛，才是女性觉醒的惟一出路。

　　而这种反叛，与年龄无关，与长寿与否无关，它是一种一以贯之的精神向度，从石评梅到梅娘，再到如今，我们依旧尊敬并拥抱这个反叛。

　　从“莎菲小姐”到丁玲团长，文学女性的百年探索

　　1942年，和梅娘同为22岁的张爱玲躲在上海的家里写散文，抒发少女对情感的看法，一年后她的小说处女作才得以发表。而彼时的丁玲则在延安，因为一篇《“三八节”有感》的文章接受批判。

　　“我一出台就是挂头牌。”丁玲多次得意地说。

　　她说的是1928年发表的《莎菲女士日记》，引起轰动，此时她才24岁。即使到今天，这部不到10万字的中篇小说依旧影响了很多人，尤其是少女。这一年石评梅香消玉殒，新的文学生命开始前行。

　　这部小说几乎把早期丁玲定位成一个“恋爱至上主义者”、一个“和庸俗作斗争”的“真正具有现代意识的典型”。人们提到丁玲，想到的就是莎菲自我意识的觉醒，甚至把丁玲等同于莎菲。

　　但是从1928年的“莎菲小姐”到1942年的丁玲团长，一种从自我意识觉醒到提倡女性意识尊重的嬗变，发生在这位女性的身上。1948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出版，丁玲用了20年时间，从少女跨越到中年，从自我蜕变为阶级。

　　“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毛泽东书赠丁玲的这两句词成为一大批女作家的归宿。草明、白朗、杨沫、曾克30年代就参加革命，经过了抗日战争的考验;而茹志鹃、刘真、菡子更是穿着军装走进新中国的女战士……

　　在遭受批判的《“三八节”有感》中，丁玲写道：“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但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她们不会是超时代的，不会是理想的，她们不是铁打的。”

　　不过，她们还是超越了时代。

　　小姐作家化身女战士，孤岛终究逃不脱“沦陷”的境地。于是，关于女性文学的终极探索告一段落，新的探索要到半个多世纪之后，由新的一代女性来重新完成，她们是三毛、龙应台、刘索拉、严歌苓……

　　■延伸阅读

　　民国影像的名媛势力

　　阮玲玉、胡蝶、周璇、孟小冬，人称民国“四大美女”，民国时期的章子怡。因性格、际遇等的不同，她们的人生有着各自的精彩，也有着各自的悲戚。

　　三大影后的女性命运变迁

　　阮玲玉和周璇、胡蝶曾被誉为当时的三大“影后”。

　　阮玲玉主演的第二十九部电影《新女性》，是她最后一部电影。她成功塑造了一位追求独立人格的女作家的形象，让上海的观众，尤其是女性观众非常感动。这部电影概括了当时上海一部分女性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

　　1935年妇女节，阮玲玉服药自尽，上海30万民众走上街头为其送葬，媒体称之为“世纪葬礼”。这一年，胡蝶随中国电影代表团参加莫斯科国际电影展，成为我国第一位出国访问的女明星;从国外归来后写了一本游记《欧游札记》，立即成为畅销书。

　　阮玲玉自杀那年才25岁，而胡蝶却活到了1989年，终年81岁。

　　1941年，《上海日报》公开刊登启事，进行“电影皇后”的选举，结果，周璇被推选为“影后”。周璇却刊登启事，拒绝了。

　　周璇是中国最早的两栖明星。作为一代歌后，她的名字是国语流行歌曲史上一个金字招牌，被誉为“金嗓子”。作为“影后”，她是典型的感觉派明星，表演生动自然。1941年，周璇及其主演的《马路天使》皆荣膺“中国电影世纪奖”。

　　孟小冬：消逝的京剧“皇后”

　　与梅兰芳、杜月笙的传奇交往使得孟小冬在京剧之外有了更多供人述说的话题。孟小冬的故事里，不一定非要有梅兰芳。但是他们对于彼此的意义好比彩虹之于天空，少了对方少了最美的记忆。1930年，与梅兰芳分手后的孟小冬绝食、生病、避居津沽，最终下嫁杜月笙。

　　她创造了中国京剧史乃至中国戏剧史的奇迹。63年前，素有“冬皇” 美誉的著名京剧女须生孟小冬，在中国大戏院连演两场《搜孤救孤》，在上海滩唱得万人空巷，吸引了川陕平津台等地的戏迷不惜重金坐飞机买黄牛票来听戏;唱得50万元(旧币)的一张门票，竟被黄牛炒到500万元一张，还买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