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名媛正解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文学洛神”萧红孤独离世七十多年后，电影《萧红》的上映或许提示我们，摒除廉价的同情与盲目的乐观，那条通往女性独立和自由的道路依旧漫长。萧红曾说：“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却是因为我是个女人!”这不只是她个人的郁闷，而是民国女性共同的悲愤。

　　民国之传奇，不仅在于浩浩荡荡的全民抗战，乱世沉浮中的英雄博弈，还在于，这个时代，女人们终于站了出来，在史书上留下大片的粉色传奇。

　　这时的中国，大家闺秀、美丽、才华成为构成名媛的“基本要素”。看似充分享受了新式自由与权利的她们，也许并未跳脱出男权文化与精神性别的遏制——但从林徽因到陆小曼，所扮演的角色不仅仅是在客厅、舞厅里漫谈风花雪月的太太——在这一烽烟四起的时代，有一群名女人承担起社会使命与责任。

　　上个世纪40年代，当整个中国沦陷成为孤岛的时候，这隔绝与寂寞却无意中让人们解下传统的沉盔重甲，促成了一次女性自由精神的解放，萧红、张爱玲、苏青……一批新锐的女作家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先锋姿态登上文坛。诚然，她们终究跨越不了时代，成不了歌德、鲁迅、勃朗特，但对于当时的青年人来说，她们是流行的标志，摩登前卫思想的代言人。

　　当有“南唐北陆”之称的民国名媛们从明眸皓齿、红颜秀发、丽服华衣的妖娆之下成为引领女性打破禁忌的时尚女大佬，张充和们的诗词，书法，昆曲;潘玉良们的画魂……成为现在时的、活着的古风，令我们对传统之美有了一份自信。

　　从唐群英、张汉英为首的女子参政同盟会，女界领袖何香凝到新型女性偶像宋氏三姐妹，她们引领的不仅仅是新女性运动，还让慈善成为官方历史的民间注脚。

　　……

　　荡气回肠的时代结束了，“五四”时期的民族拯救，50年代的纯真，80年代的理想主义，都不可复。毫无疑问，从历史的角度看个体，个体模糊难辨;从个体的角度看历史，历史则焕然如新，没有半点缺损，甚至一丝皱纹。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和精神气质，更何况这是一段与新中国交接的历史时空。我们回望上个世纪上半叶，考察名媛们作为一种文化势力的民国范儿。从她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以为早已泯灭的，所寄望的文化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