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门系列”的血性呼唤

　　本刊专访著名作家尤凤伟——

　　上世纪80年代末，作家尤凤伟的创作从当代一下子跃入了历史，从80年代中后期的“石门系列”、土匪人系列，是对上世纪初至二三十年代的另类梳理;90年代早中期的“抗战系列”，是对三四十年代历史事件及民族心灵史的探求。

　　相对于标本式的概念历史，这是一种战争“极境”下的草根图景，是对英雄主义和血性的呼唤。通过小说对历史和当下进行回视、反思，是作家的文化自觉。

　　土匪与诗意的“人”：

　　尤凤伟的文化自觉

　　“七爷的队伍无声无息朝大山进发，沿途的村庄渐渐隐没于夜色中……”在作家尤凤伟的小说《石门夜话》中，一干土匪的山路，竟是那样的蒙太奇。

　　匪首二爷为了将一个有杀亲灭家之仇的女人黄家儿媳“和平过渡”到床上，滔滔不绝说了三个晚上，最后竟然得逞。《石门夜话》多少改变了人们对土匪这样一种群态生存的传统定性的看法，是对过去只认为是杀人不眨眼心冷手辣的这一群落的另一种文化解说。

　　女人眼中：“被掳上山之前她从未见过强盗土匪，想象中的歹人个个都青面獠牙，恶鬼一般。而眼前这个杀人魔王却是相貌堂堂一表人才，像个满腹经文的书生。”

　　尤凤伟借二爷的话表达对世道和人心的穿透。“世上干哪行哪当的没罪过?且说官府，正大光明的杀人，堂而皇之的作恶……这个世界本来便昼夜不分善恶不明荒诞无比。”

　　尤凤伟出生于上世纪40年代，胶东土匪的民间传说伴随着他的童年。一次，老人给他讲述了一个“土匪媳妇买龟放生”的故事，这让他感到了一种触动，而前苏联文学和海明威的深刻影响，让他对于人性有着深刻的思考。

　　作为一个小说家，尤凤伟的创作在80年代末有一个转型，“当时的文坛也处于一个清冷期”，他从当代跃入了历史，表面上看是题材的变化，但也包含了文化的自觉。这一时期的的“石门系列”、土匪人系列，便是对上世纪世纪初至二三十年代的另类梳理。

　　1994年出版的《石门夜话》后记，他是这样写的：曾几何时，作家们怀着崇高的使命感责任感，试图充当“医生”、“法官”和“代言人”的角色，而后经过一个漫长的历程。便开始意识到这仅是作家的一厢情愿，生活并没因那么多“深刻”小说的“干预”而改变步履，这很叫作家们困惑，无奈与自卑。于是只好以退为进，回归文学的“本土”。

　　纠结于尤凤伟内心中的那种无奈，是历史尚不得解的一块旧伤疤。

　　而诸如此类的历史旧伤，却默默地存于他的心里：“回顾苦难是一桩痛苦不堪的事, 而忘记这种苦难有可能使之重演，两相比较, 还是记住了为好。我是这样想的。”

　　战争“极境”下的草根图景：对英雄主义和血性的呼唤

　　“乡野民众的哲学就是活着，但我想表达活着哲学中的一种血性。”

　　尤凤伟的抗战文学，离不开小说《生存》，小说开篇讲的是饥饿，先是全村的孩子一个接一个地陷入昏睡，然后是老人被饿死，更悲惨的是一对孪生子因饥饿偷吃供品双双被撑死。对山东崩溃的乡村表达，构成了战争下的大时代图景。

　　他们的人生在战争这个特殊的“极境”下大放异彩，从《战争往事》里的高金豹，《姥爷是个好鞋匠》里的姥爷……被生活阉割的卑微平庸的他们俱无可选择地被置身于战争、置身于苦难与死亡的境地。但他们选择了自己石破天惊的行为方式，尽管与死亡连结在一起。

　　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尤凤伟勾划给人们的是新的“人”的面孔。

　　之前的抗战文学中，如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他们的描绘主体是敌后武装人员，有很深的意识形态烙印，尤凤伟打破了传统抗日小说的叙述模式和言说方式，将目光投向了一个大的战争背景下的个体。

　　从《生命通道》中的医生苏原，《五月乡战》中的高凤山、高金豹父子，《生存》中以赵武为首的一村子人，还有“二爷”、“五爷”等，这些称呼与符号在人文意义上带有20世纪以前的中国家族文化特征，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小老百姓。小说中，他们却被赋予了显赫的位置，主人的位置。就是这样一些无名无姓的人，组合成了一个民族。

　　“这是一种对英雄主义的呼唤。”尤凤伟说，他对现在这个趋利避害、物欲横流的时代感到陌生。战争远去，一度曾大放光彩的英雄主义也随之远去。在没有战争的岁月里人们的精神将以什么作为支撑?

　　“与影视相比，寂寞的是文字;与影视、文学作品相比，寂寞的是历史。” 尽管“文以载道”在许多人眼里已成过时皇历，但尤凤伟依然认为作家应该介入历史，并具有一种清醒，通过作品将这种清醒传递出来。在真正的史学家缺席的情况下，这种传递尤其重要。

　　■观点

　　苦难涅槃了这个世界的诗意

　　这是经久不息的苦难，你很难想象一个未经历过战争的民族会有怎样的未来。唯有绝望的挣扎，才能让人感受到阳光和雨露的滋润。而那些灾难中的诗意之光，就是指引我们向内挖掘自己的灵魂、向外拓展世俗的快乐的源泉。

　　□吴越

　　战争中的自由与绝望

　　战争中的人性之光——与《红高粱》一脉相承的，还有苏联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对个体生命的集中关注，对战争的深刻的侧面反思，以及放纵无忌的原始人性还原，用“诗情的悲壮之美”呼唤现代人高尚的情怀和超越自我的冲动。

　　五位女性的牺牲，热尼亚留给观众的记忆最深刻。这个饱经战争苦难、性感迷人的女孩子，一边唱歌，一边在山岭间奔跑，吸引敌人的注意力。最后，子弹用完，她举起石块准备投向敌人，然后我们听到枪声，热尼亚倒下了。此时，一切都是静静的，没有烘托画面的音乐，甚至听不到山岭中的鸟鸣流水，就在这悄无声息中，又一个鲜活的生命渐渐离我们远去。奔跑，是生命最后的张扬，是热尼亚个性最后的释放，一如她在敌人视野底下放纵地游泳嬉戏。

　　战争无法阻挡人们对美的向往，但它也淹没了爱情，却又提升了爱情的内涵。电影《第四十一个》，改编自前苏联著名作家拉夫列尼约夫1926年的小说。一支红军残部从里海岸边向卡拉库姆沙漠撤退。红军抢走哥萨克人的骆驼，给他们“开收据”，哥萨克人不停地哀求：“给你们钱，不要带走骆驼。我要收据做什么呀?……”

　　红军女神枪手玛柳特卡已经杀死了四十名白军。闲暇写诗，充满战斗豪情。她对白军俘虏、有着一双海水般的蓝眼睛的中尉说：“你听不懂，你血管里是贵族老爷的血，我写的是穷人，是革命。”

　　结尾，玛柳特卡完成了她杀死第四十一个白军的记录，打死了心爱的蓝眼睛中尉情人，而后崩溃，丢下枪朝情人跑去。玛柳特卡跪到水里，把情人的头紧紧搂在怀里哭泣：“蓝眼睛……我的蓝眼睛……”

　　双面以色列：

　　怀疑和辩论VS鲜血和仇恨

　　在世界史书上，犹太民族的历史堪称最百转千回、跌宕起伏的一段篇章。某种意义上，犹太人所遭遇的和它所创造的都已达到人类文明的极限。而这个传奇的民族以不可尽数的时间、金钱和生命换来的家园——以色列，也在不断的争议与周遭国家警觉的目光中走过了66年的岁月。

　　以色列最著名的作家奥兹说：“以色列强大的秘密就是怀疑和辩论。”然而，悲情的故事不一定要用鲜血和仇恨来结尾。

　　强大的阿拉伯帝国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后许多年，以色列人终于等到了他们自己的好时候。四次中东战争，无数的追捕，暗杀，用血铺垫了一条犹太人复国的路。但是这些都是写在千年流浪和一个数字后面——600万。这个就是悲情的故事，一个用了一千年和600万才写成的故事。可是600万，30万或者其他的什么数字之间到底有多少差别?因为自己的一千年和600万你就能够用同样的铁与血来洗刷别人的历史吗?世界上什么都是不确定的，唯独只有历史是一定的。

　　《史记》里，项羽对刘邦说：“天下匈匈者数岁，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汉王笑谢曰：“吾宁斗智，不能斗力。”如果真的摔跤，项王赢了，刘邦就会乖乖臣服?两人单挑决定输赢，这个提议很好，但也太幼稚。

　　已经成为经典的纪录片《远离越南》中，导演戈达尔这样沉思：如果我们不能亲自到那里的时候，也许最好的方式就是在我们每人心中都打造一个越南。

　　诗意代替不了苦难，仇恨摧垮了人类的底线

　　诗人卢纶在《塞下曲》中写道：“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远征、归来，没有什么比绝望更让人心碎，绝望中的希望便是一种新的起点。

　　原美军第192坦克营B连中士列斯特·坦尼的回忆录《活着回家》，展现的是美军在菲律宾的巴丹战场，尽管充满了死亡血腥和仇恨，但作者的文字又超越了战争——在入木三分刻画日军暴行的同时，侧重战争境遇中的人性支撑和内心感受——他讲述了战俘们那一个个乐观互助、笑对死亡的故事。作者在时刻面临绝境之时，仍展现着坚韧和乐观——活着回家，不惜一切代价见心爱的妻子。

　　终于回家了，但是，妻子却已在父兄的压力下嫁作他人妇。“我苦苦地挣扎求生，都是为了她!我每一分每一秒，都梦想着回家和她——我亲爱的妻子团聚。现在我的梦破碎了。”

　　与陆川的《南京!南京!》一样，坦尼的写作并没有流露“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的复仇情绪，也远远超出控诉的层面。作者认为，“战争的炮火能让人粉身碎骨，仇恨也同样能够摧垮我们的心灵”。

　　我们也应看到，苦难是100多年来中国人最熟悉的词语，历史困境确实成就了一些“英雄”式的人物，对于某些有着非常毅力、非常经历的人来说，苦难也许并非坏事，但是更多人的一生被苦难阻碍甚至“摧垮”，苦难造就了甚至延宕至今的无数人生悲剧。战乱、天灾、经济的困顿，只有少数人才能把它转化为人生的动力，更多的时候，对于普通人来说乃是“人生噩梦”和“不能承受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