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人李安

　　在许多人看来，第三次在奥斯卡舞台上接过小金人的李安和他的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一样，不仅赢得美轮美奂而且胜得心平气和。

　　似乎也只有李安，才能用最先进的3D科技，去讲述一个与宗教有关的故事，含蓄地完成了一次东方向西方的文化漂流，并在商业和文化的双层面上取得了成功。

　　大陆电影人都有个“奥斯卡梦”，“你牛×，有本事你去荷里活呀?”冯小刚的这句话很有代表性：李安身上寄托了太多华人的“中国梦”，但其真正实现却似乎是一个“美国梦”，是一部关于心灵、人格的成长壮大史。他的表达倾向是传统儒家文化融合美国自由精神，而妥协与冲突，始终是这位华人导演在好莱坞游戏规则里腾挪转移的临界点。

　　为什么中国只有一个李安能得奖?从《卧虎藏龙》到《断背山》再到《少年派》，3次问鼎奥斯卡，李安如同患上电影行走症的病人阿甘，用五千年文明压抑下的“文化病”，在东西方语境中杀进杀出。

　　无“国界”导演李安：他没有禁区，能用世界都懂的方式表达价值观、世界观、人文精神、视野、文化素养以及自由度

　　再度捧得“小金人”，全球华文媒体又一次为之狂热，人们总爱拿“家庭主夫”时代的李安怀揣“电影梦”作为励志话题，却忽略了大背景，李安心中的“电影梦”实际上是一个“美国梦”。

　　关于李安的报道，其实台湾媒体够“势利眼”，这次大张旗鼓地宣传《少年派》在拍摄时台湾本土团队的积极配合以及对李安的栽培，却不提这是在李安衣锦还乡后的一种“仰视”。而早在李安“落魄”的时候，为了生计，李安更要放下身段，曾给台湾的儿童电视节目编写了大量的劣质歌词，提到这段往事，李安自己都常常脸红。但试想1978年李安若不去美国，而是留在台湾或是到其它华语地区发展，也许一生和“奥斯卡”无缘?

　　“英雄不问出处”是“美国梦”的最大体现，李安做到了，而且是用西方语境讲西方故事。作为一个在传统中国家庭长大的人，李安的成功究竟是得益于兼收并蓄还是脱胎换骨呢?

　　出生于台湾书香门第家庭的李安，读艺专时初登舞台，“一上舞台我就强烈地感觉到，这辈子就是舞台”。但李安父亲对李安的期望是完全中国士大夫式的：出国读书，然后回国做大学戏剧系教授。据说李安在拍摄《理智与情感》期间，他父亲说：“等你拍到50岁，应该拿了奥斯卡，到时候就教书去吧。”

　　那时的李安，“身处文化冲击及调试的夹缝中，在双方的拉扯下试图寻求平衡”，外省中原文化和日式本省文化的纠结，在他心中埋下巨变的种子。

　　1978年，李安前往美国留学，先是在伊利诺伊大学学习戏剧导演专业并获戏剧学士学位，后又前往纽约大学学习电影制作，获得电影硕士学位。

　　就像大多数人所知道的那样，《推手》和《喜宴》之前，李安有6年“蜗居”家中的生涯。6年里，李安做过的最接近片场的工作就是在仓库里看摄影器材。对李安来说，这个压力是沉重的，尤其是面对父亲。

　　因此，从1990年的《推手》，到1994年的《饮食男女》，在“父亲三部曲”中探索东西方文化的异同成为李安创作的初期阶段——他对两种文化没有偏袒、没有嘲弄，更多的是尴尬与无奈。但它们成了精般地一下子戳穿了当时台湾和欧美文化圈敏感部位，瞬间使李安成了时代宠儿。

　　电影学者陈山说李安是件“旗袍”——既是从旧的而来，但现在又成为现代服装，老的和新的结合成一体。李安自己的回答则更倾向一种“变色龙”的说法：“他们说，我像有变色龙一样的能力，到一个地方就融入到里面，可是变色龙是没有骨性的，而我又在那当中有一种骨性。”

　　李安的“骨性”在哪里?在台湾出版的他的自述《十年一觉电影梦》中，李安谈起过中国的“伦理”：“我成长在一个保守士大夫家庭，个性也不算太叛逆，所以最能牵动我内心的还是‘伦理’。面对不能尽孝，以及传统与现实间的种种矛盾，我有话想说。”

　　1991年的《喜宴》是李安正式“说话”的电影：正如《断背山》只是以同性恋为题材，而不是一部同性恋电影，《喜宴》也不是。《喜宴》只是以同性恋来做身份认同上的摸索：“近百年来，华人除了经历西化的过程外，台湾、香港经历殖民化，对我们来说‘何去何从’一直是个问题。”

　　“何去何从”，是李安作品里最常见的主题——成功后的李安不仅仅是聚光灯下的名利双收的名流，也更是自觉担当起了中西文化的桥梁。或者说，在此后李安的作品里，东西交错碰撞以及交流，成了他继续深化的标签。

　　李安的成人好莱坞游戏：作为一名“奥斯卡导演”，单纯的妥协与冲突还远远不够

　　按照一般规律，已经功成名就的李安应在辉煌的顶峰止步。苏东坡在《赠善相程杰》诗中写道：“火色上腾虽有数，急流勇退岂无人。”这是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但李安之所以是李安，他又是中国人读不太懂的中国人，或许是因为他受的是完整的西方电影教育，他还是好莱坞电影工业中的一员，他的俗世观是美国化的，他并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绩，才有了《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更大成就。

　　《时代周刊》赞美李安说：“这位笑意盈盈的绅士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美国电影一直备受外国艺术家滋养。如今亚洲人开始展现他们如何将电影拍得更深刻。”

　　但别以为奥斯卡的奖项都像贞洁少女般等着评委投出神圣的一票，每年到了评选期间，被提名的各大电影公司便会斥巨资展开声势浩大的公关宣传活动，其声势甚至能与美国大选匹敌。据CNN估计，制片厂每年投入奥斯卡公关活动的资金大约1亿美元，为了让一些电影在关键奖项上获得提名的基本花费就在200万美元以上。

　　作为一名“奥斯卡导演”光会讲故事还远不够，还要会公关、会隐忍、懂得一套游戏规则，无疑李安已经深谙此道，为了游说评委，李安不知吃过多少评委会提供的恶心炸鸡，在85届奥斯卡提名公布后不久，李安也开始了就《少年派》展开的奥斯卡公关圆桌会议，“我口才不是特别好，不太爱讲话，可是没办法，它是奥斯卡的公关活动。”

　　这对一个从小接受跪拜礼教的导演来说，也许中国文化的“隐忍”起到了积极作用。

　　李安说美国梦有两个，一是自由与幸福的权利是深深且不可否定的。另一个则是being left alone，孤独，疏离。人有独处的权利，我不想理你时，你不要缠我，这是彼此尊重的基础。这两个梦造就了美国的普世价值观在世界流行，某种意义上说，也造就了李安的电影思考模式。

　　1995年对于李安来说是一个分界点，三部华语片拍完后，李安拍摄了简·奥斯汀的名作《理智与情感》。该片一举拿下“金熊奖”，第一次拿到在美国要缴税的收入18万美金。他当时还在有意识地远离“好莱坞模式”。

　　但命运的安排却充满了喜剧感，2001年，他自己也不觉得是好片的《卧虎藏龙》，为他迎来了个人生涯的第一座高峰，该片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但同时也引来了不少的批评一味迎合西方的电影趣味。

　　2006年，已经洞察了奥斯卡口味的李安凭借同性恋题材《断背山》在威尼斯影展夺得“金狮奖”，并在第78届奥斯卡奖中抱回了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与最佳电影配乐三项大奖。这似乎意味着美国主流电影圈彻底接纳了李安。

　　但此前1999年的《与魔鬼同骑》与2003年的《绿巨人》说明，当李安在好莱坞的游戏规则中，在拿捏“自我”与“商业”的底线中茫然失措，仍然会造就一部注定成为败局的电影。

　　如同此番凭《少年派》再夺奥斯卡最佳导演，酸溜溜的美国媒体不仅拒登李安照片，字里行间始终认为李安不及斯皮尔伯格——李安的电影阿甘之路，一直在路上。

　　“电影阿甘”的文化病关于心灵与宗教，而大陆导演更多制度烙印?

　　很多人喜欢李安，不因为成功学意义上的 “奥斯卡最佳导演”，也不是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让他获奖当夜，他的名字闪亮登上台北101的顶端，而是，他做成了很多人想做而没能做成的那个人。

　　不可否认，李安是华人导演中拥有最大自由度的，其他导演不可能不考虑投资方，不考虑前途。张艺谋要挣钱，所以有了《三枪》;陈凯歌想忘记《无极》，转回到《梅兰芳》;陆川八面玲珑，很精明地选择《南京!南京!》;贾樟柯也想有票房，拍了一堆没票房的片子。

　　每个人都揣着自己的小心思，也许因为审查制度，因为投资，或者别的，他们底气不足捏着鼻子将各种“大片”上桌摆给观众，然后妄图用一通忽悠强迫观众相信那是盘佳肴，实际底下铺着烂菜叶。

　　大陆电影人都有个“奥斯卡梦”，“你牛×，有本事你去荷里活呀?”冯小刚的这句话其很有代表性。我们视野里的影人，霸气是建立在外在的权力之上，而李安全然不同。

　　很多导演的从艺之路不比演员，他们是喜爱光影才进入这个行业的，可走着走着，渐渐地忘记了自己的初衷，可又不愿意承认，一副正气凛然为电影生为电影死的样子。李安未必比他们高明到哪里去，只是他确实没有那么多私心杂念去讨好别人，他讨好的只是自己，但结果是，观众不傻，更接受这种真诚的讨好。《卧虎藏龙》之前美国人会看一点功夫片，可功夫片和武侠片是两个门类，谁能想到他们会接受道家那套理论?《色·戒》里大段曲径通幽的麻将戏，注定是要在西方失败的，李安也没有因此把它舍弃。

　　他曾那么热衷于拍父子关系，是因为 “对观众有一种类似面对父亲般的义务感”，但经过《理智与情感》之后，他在电影世界里放开了手脚，开始大于观众，大于一部电影，“拍西片后，我自己就是父亲了”。

　　他失业六年，林惠嘉负担家庭开支，却还是照旧鼓励他做剧本谈项目，理由是“我不需要一个死人丈夫”。功利一点的理解，是她看出他的潜力，但也许，她看出的更多是他那个带着珍珠质的自我，以及那个自我对他们生活的滋养，精神上的互济，也是隐形收入，而且是最难获得的一种收入。

　　洁尘在她的《找到了自我的人》中，有一段评述李安的文字：“他就是那种很早就确立了自我并遵循这种自我的人……确立自我是一件很艰苦的事情。他天分甚高，同时后天也是十分自省和勤勉的。”

　　而这种温和的自我，对内地人来说，是一种遥不可及的人格梦。凝视这种自我，我们才发觉，我们有一段“失去的时间”，这段错失的直接结果，就是一种温和圆润、细腻泰然的集体人格。李安身上所寄托的，不是内地人的奥斯卡之梦，也不是电影梦，而是一个关于人格的理想。

　　电影《少年派》的主角“PI”小时候有3种宗教信仰，他说：“我觉得信仰对人生很重要的，人生可以用科学证明，可是手眼能够触及到的东西有限，你不能证明精神层面上的东西。理想和感性需要结合，不然人生是非常空洞的、破碎的。”

　　而这，才是我们真正可以怪给体制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