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庄园到农场：关于吃的“组织形式”

　　从庄园到农场，从家庭单位的吃食供应到食品生产经营。农场在东西方都经过了百年的流变，它的出现构造了一种纯粹的田园梦想，与诗歌有关，与世情有关，也与经济模式有关，与土地的使用权流转有关。人在吃的组织形式上的变迁以及国外百年农场发展模式书写出了一部农业启示录。

　　士大夫的饮食美学与明清小农庄

　　中国关于农业的组织形式大多为庄园。封建社会里君主、贵族等所占的成片的土地，拥有私人农庄，元代武汉臣《生金阁》楔子“只因我家祖代不曾做官，恐没的这福分，不如只守着农庄世业，倒也无荣无辱。”

　　这种历史开始于土地私有制度的奴隶主时代，一直延续几千年。农庄主即是封建地主，雇佣大部分没有土地的农民，生产粮食蔬菜，供家族使用。小说《红楼梦》黑山村庄头的单子显示出了农庄经济的全面性。

　　在那张年货单子里有各式野味、家畜、家禽、河鱼、海鲜、粮食、干货、杂粮、干果、肉类内脏，有吃的、烧的、用的，有实物有现款，甚至有供小主人玩耍的活动物。贾府这样的庄子有8～9个，也就是贾府一年纯农业收入就不菲。

　　封建家族农庄外卖粮食蔬菜牲口换现款的经营模式也由此可见。事实上，这种半家庭半经营式的农庄宋代已经随处可见。苏轼、黄庭坚、陈师道、陆游、杨万里、范成大等文人士大夫不仅爱蔬食之美，而且还把它与“林下风”联系起来。例如黄庭坚的《食笋十韵》、《次韵子瞻春菜》，朱熹的《次刘秀野蔬食十三诗韵》、苏轼的《菜羹赋》、林洪的《山家清供》。士大夫们热衷筑小园，耕种蔬菜瓜果，农庄所产出食物大多自己享用，少部分用于友人赠送和变卖。

　　明末文学家李渔《闲情偶寄》中专门有一部分讲述饮馔和种植。讲述笋干、白菜、米饭的烹调种植技巧。而在此时，半私营小农庄已经产生。在明清江南，农业中的雇工主要来自外地。江南本地人，绝大多数是自主经营的小业主(小农和小作坊主)。在农业活动中，对于读、写、算能力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乡民习耕作，男子七八岁时亦从师读书，有暇则斫草饲羊，或随父母作轻便工”，“子弟就塾，率十五罢就农”，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

　　在明清江南出现了许多关于各种经济活动知识的实用性读物，如《陶朱公致富奇书》、《万宝全书》、《四民必用》等商人书，《沈氏农书》、《补农书》、《耕心农话》等农书，以及《杵臼经》、《布经》等工艺书。受教育者获得基本的读、写、算的能力，因此这种教育的普及造就了大批能够自主地进行商业化生产的小农场主和小作坊主。

　　应当说，中国只要是在和平时代，自然灾害较少而水利较好的地区，其乡村生活是比较好过的。自由安逸，没什么人来对你指手画脚—历朝政府派出机构一般只到县一级。直到民国，进入20世纪40年代的四川乡村，政府的官吏也只派到乡镇一级，一般也就三五个小官吏。

　　这是中国农耕文化得以长期存活不至于频繁破产的基本原因之一，是安逸平和缺少内部活力而因循守旧的基本原因之一，同时也是人与自然交融不悖的基本原因之一。用今天绿色和平的观点来看，也许那真是一种人类生存的另类梦境——如果那里也能发展出抽水马桶的话。

　　从“远离尘嚣”到阶层自救：工业革命后的庄园流变

　　哈代的小说《远离尘嚣》，可以视为西方古典农场的最后挽歌。

　　故事发生在静谧的英国乡村田野上，农场里。当时，人们收获靠手工，车靠马拉，他们的生活伴随着季节的变化而起伏。“远离尘嚣”这个书名出自托马斯·格雷的诗作《墓园挽歌》，表达了哈代想远离工业文明的理想，而小说中的主人公们的爱恨情仇和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实在不是一个远离尘嚣的穷乡僻壤中应该发生的事情。在工业文明的侵蚀之下没有人可以真正的远离尘嚣。

　　工业革命以后，家庭农庄在西方逐渐衰亡。大规模的农场种植成为主流。进入工业时代，生产更大规模化、劳动更高度分工化。其基本结构是资本+雇工的生产方式，在农业领域也同样。

　　商业资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把农业生产所不可避免的风险转嫁到小农户身上，由他们来承担歉收的成本，以及因丰收而价格下降的成本。在名义上，“订单”农业制度正是针对价格波动的风险而建立的，但是，在实际运作中，面对“弱势”的小家庭农场，大商业资本(或其经纪人)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和借口(例如，产品不达标而拒绝收购、或产品低于预期等级)来压价，而分散的小农户不可能进行有效抗拒。

　　物极必反，上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正在意识到，自己在创造了一个繁荣的商业世界的同时，却毁掉了人类的生活方式。洛克菲勒家族庞大家产的第四代继承人佩姬·杜拉尼放弃家庭姓氏，开办的希奈戈基金会子项目的GPC就是一个范例。

　　2001年佩姬与父亲共同成立GPC。其成员来自世界25个国家中76个最富有的家庭，比如比尔·盖茨，成员每年需交2.5万美元会费。几十年前，当佩姬第一次告诉母亲她想要将家族的农场和两个古老谷仓变成一个非营利的教育中心时，她的母亲最初非常怀疑这个计划的可行性，但父亲却表示了支持，并捐出1000万美元作为基金。

　　该计划强调保护自然、农业以及哈得逊河谷的环境。自然农场以及由谷仓中心改造的生活垃圾处理厂和生态餐厅，提供食物和农业知识，吸引全国各地的学校来此参观。“创造了一个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

　　GPC成员定期碰面，每年夏天，GPC还将在佩姬位于蒙大拿州9000英亩的大牧场上进行为期一周的聚会，其中包括在野外进行的三天露营。参加者仅允许带一些供生存用的水果和坚果，而活动的目的在于慈善——洛克菲勒庄园更为人类未来可能的生活方式提供了一个生态模板，参与者评论说。

　　西方家庭农场的三种模式

　　家庭农场是一个舶来词，这是西方农业的一种基本组织形式。

　　在家庭农场中，家庭成员是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的生产经营，同时农业收入是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

　　先介绍美国的家庭农场发展。

　　1776年7月，美国宣布脱离英国统治而独立，美国政府开始考虑建立何种农业生产制度和经营组织来发展农业;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1820年确立了将共有土地以低价出售给农户，建立家庭农场的农业经济制度，这促进了美国开发西部的移民热潮;1862年，美国通过“宅地法”，向真正需要土地的人赠送公有土地，逐渐实现了土地所有权的私有化。

　　随着家庭农场经营规模的扩大，数目在不断减少。1935年家庭农场的数目为681.4万个，到1989年减为214.3万个，每个农场平均用地从1920年的147英亩增至1989年的457英亩。相关统计资料显示，占农场总数的25%的大农场生产了全国农产品总量的85%，这一比例也在逐渐攀升。

　　在生产经营上，美国进行区域化布局，把全国分为10个“农业生产区域”，每个区域主要生产一两种农产品，向专业化发展。在专业化上，二次大战之后，美国农业产前、产中、产后服务体系日益完善，农场主无暇顾及，逐渐分解出一些内容让专门的农业服务机构承担。

　　在法国，家庭农场为其农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仅占总人口的2%教士和贵族拥有35%的土地，2000多万农民仅拥有65%的土地。

　　大革命时期，国民公会颁布法令，把逃亡贵族的土地分成小块出售，地价10年付清;农村公有土地按当地人口分配;无条件地废除一切封建权利，法国土地逐渐走向集中化，只是家庭农场规模较小，农户土地面积小，地块小。

　　从20世纪60年代起，在一系列国家干预政策的引导和鼓励下，法国的农场数量逐渐减少，农场的土地规模逐步扩大。在专业化经营上，法国农场按照经营内容大体可分为畜牧农场、谷物农场、葡萄农场、水果农场、蔬菜农场等等，专业农场大部分经营一种产品。

　　日本家庭农场落后于美国和法国，主要以小型家庭农场为主。

　　1946-1950年，日本政府采取强硬措施购买地主的土地转卖给无地、少地的农户，自耕农在总农户中的比重占到88%，耕地占到90%，并且把农户土地规模限制在3公顷以内，此后并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此后日本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法律，1961年制定的《农业基本法》，鼓励农业生产的扩大和农业结构的调整，1962年对该法修订，农户土地规模可以超过3公顷，前提是只能使用本家庭的劳力。

　　20世纪60-70年代，日本政府农地改革的重点由所有制转向使用制度，在农地小规模家庭占有的基础上发展协作企业，扩大经营规模，鼓励农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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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农场启示录

　　1929—1931年，苏联的强迫集体化和反富农化运动引发农村的内战，内战被残酷地镇压了。较为富有的农民家庭或者被投入监狱，或者被流放，剩下沮丧的农民被纳入农村政治当局严格控制的集体农庄和拖拉机站。农业必须按照莫斯科的调子跳舞。

　　1988年8月，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废除了他的国家执行50年之久的私人农业禁令，向农民家庭提供50年期的租约，他们以后可以与国家解除合约。俄罗斯国家副食垄断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终结了。在苏维埃俄国，尽管有国家的大量补助，农业却继续停滞不前。超级大国的公民不得不再次忍受食糖定额供给的屈辱。

　　但此时，几乎没有人接受这种租约。俄罗斯的农民太安于国营或集体农庄沉闷然而稳定的生活了。而叶利钦时代的农业改革也未取得进展，在任只有8个月的总理普里马科夫曾这样评价农场的变革：“……90年代实行的经济政策，继续把俄罗斯农民推进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