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里的“田小娥”

　　电影《白鹿原》里，王全安把故事的主线集中在了张雨绮扮演的田小娥身上。她和所有主要男性都发生过身体或者观念上的关系，并在死亡之后，深刻地影响着他们每一个人的命运与思想。

　　我们身处一个从乡土中国向现代化中国转型的时代，也许每个村庄都有一个“田小娥”，鲁南蒙阴茶棚村就有这样两代“田小娥”——她们所背负的，是一部厚重的女人史诗。

　　一个月之内，一老一小两个女人离开了村子。

　　她们的故事立时成了村里街谈巷议的话题。

　　先从一个人的死说起。

　　死的人是我大舅，严格来说并不是我大舅，是我堂哥的大舅。本来活得好好的，觉睡过去了，却没有醒来。

　　年轻时大舅便把头发留得老长，梳起小辫，背着他的二胡在村里晃荡。几十天不洗的头发在阳光下分外光彩，照例有几只苍蝇在上面定居。“文艺青年”是找不到媳妇的，种地不行，做生意也不行，吊儿郎当满嘴跑火车，大闺女小媳妇都躲着他。

　　就有一日，大舅30多岁时，领一个女人进了村(严格来说没有进村，他的小屋在村外)。

　　那是20年前，我和堂哥在他家里玩耍，大舅来了，闷声闷气坐下就吃饭，女人在一边看着，不坐，说话像鸟语。我和堂哥奇怪地看着，学她说话，她的脸本来就粗糙，眼睛木木的，大舅喝她坐下，她便坐下，低着头不言语。

　　后来知道，她来自贵州(对我们来说遥远得没有任何概念)，在老家结过婚，生了三个女儿，因为没有生出儿子，丈夫天天打她，精神就不正常了，后来逃了出来。直到现在我也很难想象一个精神不正常的女人是怎样从贵州到了村里，这中间她会经历多少波折?

　　十几年来，在通往县城的路上，我时常会看到这样的情形：大舅背着二胡走在前面，破布缠身的女人推着自行车紧跟其后，自行车后座上绑着一根绳子，绳子的终点是一只哈巴狗。哈巴狗的毛发呈土灰色，已辨不清本来的颜色，它追着自行车一路狂奔。

　　两人几乎形影不离，到后来由于穿戴一样，行为类似，从身后看去，竟分辨不出哪个是大舅，哪个是女人。

　　大舅没钱交水费，村里就把他的自来水停了，他便领着女人捡来几百个矿泉水瓶，到县城找个水龙头接几百瓶水带回小屋。那时候，能天天喝矿泉水的，在村里也只有他们俩了。

　　大舅的死，在女人看来没有任何概念，她依旧在小屋里摆弄她的碎布。不久，四舅把她送回了贵州老家。送女人回去之后，四舅心情低落了很长一段时间，他说那是一个怎样穷的地方，她的哥嫂见她竟然还活着，虽极不情愿，最终还是把她留下了。

　　第二个女人跟一桩骗婚案有关。

　　骗婚案的男主角小伟是我的小学同学，家境中等，就是人老实，眼看着同龄人娶了媳妇，生了孩子，他妈着急了，四处托媒，却没有结果。

　　近处不行，那就从远处找吧。终于，去年年底，小伟在邻县找下了媳妇。于是盖房子、下聘礼，还为女人买了辆车，算是气派了，要知道在村里结婚谁能如此大方，白送女方一辆车?其实这完全是女方狮子大开口，彩礼极高之外，还要加一辆车。没有办法，小伟家里掏空了家底，借了外债，按说女子应该在小轿车里笑了吧。

　　婚礼一切正常，洞房之夜小伟做足了男人。生活本应该朝着美好的未来大踏步前进了，可是第二天却不见了媳妇，同时不见的还有那辆崭新的轿车。急忙去娘家询问，可哪里还有娘家人的影子?

　　几个月过去了，小伟的媳妇踪影全无。小伟家貌似已经无力再为他娶一房媳妇了，即使重新赚了钱，可是哪个黄花闺女愿意嫁给一个二婚的男人?人们私下里议论着，茶棚村的光棍队伍，怕是又添了一员猛将。

　　而今，村东大片耕地已变身工地，西环路和新的商场正在蚕食着村庄。城市化在村子四周肆虐，越来越多的外地姑娘来到了村里，走掉的那两个女人，却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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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土地出走——

　　农民工的“食”权与“性”权

　　□阿灿

　　4月2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

　　据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1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5278万人。其中，举家外出农民工3279万人，增加208万人，增长6.8%。本地农民工9415万人，增加527万人，增长5.9%。

　　“大家有老婆抱，有老公抱，农民工抱谁?”曾有政协委员提出要对农民工给予性关怀。

　　民工性问题的背后，实质是钱的问题。换言之，“食，色，性也”。不解决“食”问题就不可能解决“性”问题，“性权利”的解决从属于“食权利”的解决;反之，解决了“食权利”问题，“性权利”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民工“食权利”当然不止是吃喝拉撒，还囊括民工作为公民的基本生存发展权的全部。民工皆生理功能正常者，本能需要正常人的生活，也有权利享受满足这种需要。民工也是人，他们有作为人的天然本能需求，然而他们所挣的钱又不足以支撑并让他们藉以正常家底夫妻生活释放需求排解躁动。他们因缺钱而无法改变没有夫妻生活的候鸟漂泊生活，压抑下产生嫖娼通奸同性恋等变异扭曲乱性行为甚至强奸犯罪便不足为怪。

　　然而，令人无可奈何和唏嘘怅然的是，一方面，由于各地现时还没有找到更好地解决民工性问题的办法，道义谴责和法律制裁并未能显效速效地阻止改变民工释放原始本能的自选方式和生存状态，生活中该发生的还在发生;另一方面，各地求解民工性问题答案又难以排解困惑。请问：谁能让常年在外的民工不再打工吗?谁来解决他们的经济困难?能让他们的妻子跟随吗?谁来照看家中的老人和孩子?能让他们“常回家看看”吗?谁来负担昂贵的路费?

　　有关民工性问题的报道并不少：比如 “4700玩体制性寡妇”的报道，关于“民工性犯罪”的报道。民工性问题不是一蹴而就一朝一夕的系统工程。“夫妻房”还只是个别现象，在民工生存发展权(“食权利”)尚未得到充公保障的饥渴背景下，关注谈论民工“性权利”还显得为时过早。不解决民工“食权利”，“性权利”只能成为奢谈空论，抑或注定只能让民工望梅止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