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电影的床戏与国民性——情色改变历史

　　在解决欲望的渠道日趋多元的今天，一部《白鹿原》，几分钟的床戏，仍旧掀起了观影狂潮和舆论口沫——这背后，不止有对情欲的好奇，更有国民性格在桎梏、统治着我们言行的一些“绳索”。

　　影片中，田小娥的欲望冲垮了白鹿原上千年固守的灵魂道德、宗族秩序、乡土政治;古献里，从西方的海伦到中国的杨玉环，关于女色改变重大历史的描述并不鲜见。黑色弹药曾打开了我们的国民，“黄色炸弹”更不亚于战争般的撞击着我们的生活秩序。一部电影的床戏背后不止是国民性格，还有一个民族从母亲偶像到情欲偶像变迁的精神脉络。

　　一座被“荡妇”打倒的祠堂

　　“情欲是革命的原动力”。古巴革命领袖格瓦拉曾如此形容。的确，无论中西方，无论远古还是近代，女人总是战争中不可抹去的一笔，从海伦到褒姒，从杨玉环到陈圆圆。

　　类似于国家大命运中的“欲望革命”，在白鹿原这块“小王国”里一场新旧革命的开始也缘起于田小娥这个女人。可以如此形容：如果没有田小娥，就没有黑娃们的觉醒，也没有祠堂的倒掉，没有被打折了的、“永远站得太直”的、象征着宗族秩序的族长的腰。

　　电影《白鹿原》的前半部分，重点描述麦客黑娃和地主家姨太太的偷情故事，以及俩人跑回白鹿原后所遭遇的阻力。正是由田小娥强烈原始的欲望开始，推动着被在欲望冲击之下的灵魂道德、宗族秩序、乡土政治等矛盾的冲突和集中爆发。由一个“不正经”的女人进入村庄，不能踏进祠堂开始，电影前半部分所流露的风情尽失，取而代之的是多舛的命运和丑陋的人性。

　　鹿子霖的饰演者吴刚曾表示，鹿子霖对田小娥的欲望不是“脏”，而是人的本能，“中国的农民很淳朴，没有设计好什么阴谋，但一切就是发生了。”但电影所表现的鹿子霖，完全和吴刚所说的相反，鹿子霖不仅与田小娥有违背伦理的肉体关系，更是想以田小娥为“武器”。

　　情欲是最好的“武器”，正是田小娥以及乡民对田小娥的情欲摧毁了整个白鹿原的道德秩序：田小娥一个得不到名分的姨太太和麦客黑娃私奔，和父亲辈的乡约鹿子霖在炕头玩骑马、喝尿的游戏，“勾搭”新任族长白孝文“扒掉”了一直让乡民又敬又畏的白嘉轩“廉耻仁孝治家的裤子”……最后“痴情”的黑娃一锄头砸烂了“不让荡妇”进门的森严祠堂，一棍打折腰杆一直挺得很直的白嘉轩……

　　白鹿原上的礼教、秩序因此彻底改变。

　　田小娥的欲望、村民对田小娥的欲望，情色这把“最真实”的刀子剖析着人们的灵与肉，试图割断着白鹿原上几千年来传承着的道德伦理，并最终变成“摧毁地球的蝴蝶翅膀”——最终成为年轻一代反对年老权威、成为新式思想对抗旧式道德的导火线——不得不承认情欲的力量，如果没有了田小娥情欲带来的撕裂感，没有了围绕“男女关系”那些“见不得人”的描写，白鹿原所弥漫紧张与压力、白鹿原上的压抑与反抗的冲击力会大大削弱。

　　每个历史时刻都有一个女人就扮演了“稻草”的角色

　　关于男人对女性情色力量的想象最大的讽刺莫过于古代郛国夫人的诗句，“尽无一人是男儿!”

　　自古以来，国运飘扬的时代，人类历史的苦难时期，虚拟一个女性偶像，想象女人的情色力量，树立“母亲偶像”成为男性世界的最后一根稻草。

　　文化学者朱大可这么形容：“人类母亲偶像通常有三种使命：生命的赋予者、对生命的呵护(母爱)以及对人间苦难的拯救。观世音菩萨就是如此，这位东亚母亲是拯救苦难和鼓励生殖的首席救星，她响应着男权社会发出的最热烈古怪的呼声。”与观世音相对的妈祖则是海洋社会的偶像，对妈祖大规模崇拜的香火，是由明朝太监郑和所点燃的，而其精神动力则来自他的孤苦童年。妈祖佐证了母亲偶像的非凡意义：她是慰藉受难者的孤寂灵魂的人间影像，民间关爱的最高代表。

　　每一个关键的历史时期，必然需要这样一个女性偶像。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国制造过“总统夫人”的偶像，她在美国国会的演讲一度成为传奇。红色意识形态系统又推出的“国母”和“大姐”等新型道德楷模。与此同时，救火女英雄向秀丽、内战女英雄刘胡兰，以及劳动模范郝建秀等，从更为平凡的角度，汇入了女性偶像的炽热队伍。“文革”之后，在抹除了造反女英雄的记忆之后，新的知识偶像开始涌现，我们可以看到史良、林巧稚和谢希德等人的身影。

　　在圣洁的“母亲偶像”身后，慷慨赴国难的“情欲偶像”也交替出现在苦难之际，比如：希腊波斯战争中，男人一败涂地女人们开门欢迎敌军，避免了屠城之掳;外强入侵，“官妓”梁红玉，在妙高台“击鼓退金兵”;国运飘摇，秦淮河妓女柳如是、李香君慷慨赴国难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赛金花用石榴裙抵挡住了血腥屠戮;日军为祸金陵，风情万种的玉墨们挺身而出赴死亡……每个历史的关键转折时期女人就成为最后一根“稻草”，满足着男人无能之际对“高级妓女”的情色想象。

　　母权偶像和情欲偶像交替出现在中国历史文化、神话传说的舞台上，抚慰着无力且无助的国人。母权偶像如弄权的悍妇吕后、武则天和慈禧一样被男人性嫉妒且性屈服;情欲偶像西施、赵飞燕、王昭君、貂蝉、杨玉环、陈圆圆、七仙女与白娘子等，被或者处于窘困或者处于逆境中的男人意淫并且歌颂。

　　另外，那些以“祖国”“人民”“故乡”和“黄河”等命名的抽象事物，热烈响应着中国人的恋母情结。但这同样不是真正的母亲偶像，它们只是一些母亲的概念代码，散落在崇拜者的四周，装点着人们的幸福生活。

　　从“母亲偶像”到“情欲偶像”

　　“母亲偶像”的丧失，“情欲偶像”的崛起，成为近些最显著的文化现象：为潘金莲正名，轰动的王佳芝与田小娥，叱咤江湖的木子美……现代女性中间，除了情欲型偶像，我们很难有母亲偶像的踪迹。

　　朱大可如此形容：“由于资本逻辑的作用，母亲急速下降到了情妇的级位，她们从神位上走下来，悄然溜入了男人的卧室。”

　　在贵妇型母亲死亡之后，“贱妇”开始大规模涌现，她们的性感身影遮蔽了母亲的衰老容颜。台湾政界“贱妇”璩美凤一脚踢开了华语传媒的大门，继那些性感歌星、影星和球星之后，这个政治阴谋和性文化的双重受害者，摇身变成利用性形象进行自我形象塑造的高手;广州文化圈，一个化名“木子美”的年轻女人，以“博客”的方式展开自我性隐私曝光;四川歌手周璇则利用“性丑闻”来自我炒作;先锋艺术家甚至炮制了全新的刘胡兰雕像，乳房坚挺，无比性感，犹如一枚超级肉弹，击打着敌人的萎缩神经;举止不雅、身材走形的芙蓉姐姐靠着日复一日的坚持在传统“美与丑“里荣誉转型，从一个令人发笑的丑角，摇身变成全新的励志偶像，表情端庄，登上北京大学讲坛，向学生们恳切地宣叙人生的哲理，并再度展示了自己的“S”形造型……

　　在她们这“情欲偶像”的四周，环伺着赛金花、柳如是等诸多下半身偶像。她们从历史传说的粉红色尘埃里复活，与“新生代”性工作者一起，充当文化荡妇的代言人。

　　“情欲偶像”在本质上其实与生殖与守护无关，而是成为一种纯粹的身体型代码，为华语地区男人的秘密情欲提供服务——在被禁锢的国民心灵上寻找赤裸裸的裂口，从桎梏、统治着我们言行的一些世俗道德“绳索”上用反叛和挑逗慰藉着我们——田小娥床戏的轰动，恰在于此：我们看的不是田小娥的赤裸，而是田小娥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