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里的食色政治——食色国民

　　你所不知道的《白鹿原》：“民族秘史”里的政治观

　　一个“剪”字，成就了《白鹿原》波谲云诡的命运。

　　在《白鹿原》送“柏林电影节”的参展版本中，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情节全部被删除，电影从近五个小时变为188分钟;中国大陆公映版再次被删减，最初公布的长度是156分钟。

　　这让原著的忠实粉丝，以及那些不明“站牌广告”真相的群众得出言之凿凿的“结论”——足本一定比公映版要好。从此，《白鹿原》成为了那种传说中的“史诗”。

　　那是最轰轰烈烈的巨变年代：乡村文明面临崩溃，每一场政治变革都使得这古老的文明做出牺牲。国家权力去掌控乡村，军阀之战乱，国共合作，革命，抗战，走马灯一样不停。外加历来困扰乡村的匪患、饥荒和旱灾，这些农民经历了怎样的变迁，他们如何面对，成为小说和电影作者尽力去描绘的主题。

　　在这个上升的故事里，导演王全安相信革命动力更多来自私欲与处境，而非宏大的意识形态。无论朝代如何更替，无论发生怎样的兴衰荣辱，这片土地的人们依然顽强的生存繁衍下来。而说到繁衍，无非就是两个词——“女人”和“土地”。

　　“情欲这件事情——和繁衍有关系，它和在土地上种粮食的性质其实是一样的。看似简单、沉默，但是种什么，长什么，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事。”

　　因此，王全安只愿将《白鹿原》当做一群农民的故事。

　　准备这部电影的过程中，他的主角们只需要做两件事：干农活与学陕西话。而在一个长达半个世纪跨度的故事里，王全安在多处关键段落巧妙地通过人的私欲把那些史诗事件紧密地黏在一起。

　　比如黑娃从地主家将田小娥带回村子时，他们渴望过稳定传统的日子，希望自己能在村子里祠堂里有一个名正言顺的位置，但村里的宗族并不接受他们，他们只能远离村庄在一个悬崖中的窑洞生活。这使得革命者鹿兆鹏“你们就是我们村第一对自由恋爱的年轻人”的认可在瞬间改变了黑娃，他“革命”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砸毁村子里拒绝过他们的祠堂。

　　而在窑洞里的情欲戏也是整部影片最令人震撼的部分之一。田小娥与鹿子霖因为一起报复了宗族感到了莫大的快乐，得逞之后，田小娥骑在鹿子霖的身上放声大笑，情绪到了癫狂失控时，她将尿撒到了鹿的嘴里，又在咒骂中把鹿撵出了窑洞，一个人绝望地蹲在火坑上哭泣。

　　当《白鹿原》被大面积删减之后，这个作品已经达不到让王全安可以自信参加2012年2月举行的“柏林电影节”的标准。“如果是我个人的话，柏林我就不去了。”但当得知电影一天不上映，制片人就会有三万左右的利息被蒸发掉时，王决定妥协。最终这部电影在第62届“柏林电影节”在最佳影片单元仅次于意大利电影《凯撒必死》，获得了“银熊奖”。

　　对于张艺谋那一代人的政治观，王全安有显而易见的超越 当日军的飞机进入白鹿原的上空轰炸的时候，白鹿原的农民开始要面对革命与战争。张雨绮化身为一个圣母般的角色，她和所有片中的主要男性都将发生身体或者观念上的冲突，并在死亡之后，和土地一样深刻地影响着他们每一个的思想。他更是在中国人如何分享革命果实的时候，意外地表现出了他们的成熟、精明与深刻。

　　但是，中国观众在《白鹿原》最终的上映版本中看到的是与《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相似的故事：一个封建礼教下扭曲的情欲故事。

　　当日军的飞机从上空落下的时候，白鹿原上的人们在一片黄土中抱头四窜，电影戛然而止。革命以及对革命胜利果实的分享，从电影中消失。

　　情欲、土地与食物：村庄的文明史

　　创作《白鹿原》时，陈忠实曾经给自己写过一张小纸条，上面有十个字——不回避、撕开写、不做诱饵。一名法国记者则这样评价电影《白鹿原》：“虽然电影里面有不少关于情爱的描述，但是它没有让人感到一丝一毫的龌龊。”

　　王全安是一个善于用情欲关系拍摄政治故事的导演。

　　《白鹿原》中的情欲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张艺谋的《菊豆》与《大红灯笼高高挂》，这种中国人在承受了千年封建礼教的压抑与束缚之后，人性在一种极端、夸张状态的扭曲释放的故事，从来都不新鲜。

　　“我不敢想象一个没有情色和情欲的社会是什么样的，一定会有巨大的恶会被抑制。”

　　欲望的解放在中国近十年来是全方位的。观察当今中国的狂欢与元气，在历朝历代恐怕只有唐朝能够齐肩，爱欲、情欲与食欲之间都有联系，解放一个，便是全盘放纵。所以唐代以胖为美，所有塑像的美女乳房都大得惊人，是生殖能力、性欲和食欲赤裸裸的展示。

　　中国人把吃食挖掘了几千年，智力上涸泽而渔，有满汉全席为证;然而对色，大家一起口是心非，早年多少绝色美女被沉了塘骑了木驴，现在又矫枉过正，动画片也搞裸体主义，但仔细一想，都没有名正言顺地承认“色之幸也”。

　　杨振宁曾说：“中国人耻于谈钱，却是世界上最爱钱的民族;羞于谈性，却制造了第一人口大国。”

　　或许正是这样的嘲讽触痛了传统文化最无法忍受的那根神经，以至于我们看到《白鹿原》们的命运不是被禁、被删，就是被排斥在主流语境之外。但它们提过的问题，不但不因整个主流社会的避讳、压抑而消失，它反而随着时代，变得更加危险、尖锐，甚至充满迫切。

　　食色，性也。白鹿原是这个大国家里的一个小角落，白嘉轩、黑娃、鹿三也是那个大时代的小人物。但无论怎样小，同样是这种延续了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国的一方小小社会，纵然虚幻，却是千余年乡土中国的一个纵切面。其间的“食”与“色”，也足以为我们提供管中窥豹的机会。

　　即使白鹿原这样一个梦幻天堂，“丰年吃不饱，灾年饿死人”也基本是这片世界的常态。连有男人养、在白鹿原上出了名的“荡妇”田小娥都不敢浪费粮食。白孝文去神禾村头家财东李龟年讨来一个豌豆面搅着麦子面的混面馍馍，居然吃出了“香甜甘美”。

　　《白鹿原》的价值就在于，里面不但能读到唱红打黑，还能窥见清末民初中国农民的真实生活状态：农民长期处于温饱的边缘，不得不被牢牢束缚在维持着温饱的土地上，个体力量无法勃兴，既舍不得丢下土地进城当工人，又无法通过自身积累演进为农场主，进行工业化的农业生产，中国错失了现代化的又一次机遇。

　　翻开《白鹿原》需要一双厚重的手，才能揭开一个民族的苦难史。

　　2009年1月，中国作家莫言在斯坦福大学发表演讲，题目叫做《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财富》，讲座回忆了自己童年时期的经历，“像一群饥饿的小狗，在村子中嗅来嗅去……”。“为了每天能吃三顿饺子”，莫言决定当一个作家。

　　那个时代的记忆，是生存的艰难与饥饿考验、土地的贫瘠与现实的困窘。

　　保卫“白鹿原”：巨变时代的乡村精神

　　小说《白鹿原》中，故事大多围绕族长白嘉轩展开，他信奉传统儒家思想，实践“仁、义、礼、智、信”，终身都在维护白鹿村的乡约。

　　白嘉轩如同“田园牧歌式”白鹿原的巨大精神象征，虽然经历了时代的巨变，可是还不断反复出现。

　　我们恰恰身处一个从乡土中国向现代化中国转型的时代，过去的中国是建立在农耕基础上的，现代社会是一个“在路上”的社会。

　　如果说城市的现代化让人们多少享受到红利，乡村力争上游的过程就更急进，并赚尽了热泪。求新与图快，成了中国乡村的新信仰。稻田被征用成经济开发区，重新规划的村庄建房都使用同一张图纸。你记忆里的老屋、河岸、田埂全都改容易貌，村庄也来种假树、盖新房、建广场、竖标牌，变成了新农村，变得更像一座城。

　　一切都推倒重来，拆得快，变得也快。社会学家陆学艺曾说：“城乡二元使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特别多，使农村的资金特别短缺，城乡差别特别大，三个农民的消费只抵上一个市民。”

　　尤利西斯被流放，被迫离开自己的故乡，但在现代社会，即使每个人都待在自己的故乡，过去生活的世界也完全不见了。一般人认为故乡丧失的就仅仅只是建筑，但并不仅仅如此，故乡丧失的是建筑里面的那种生活方式。

　　为什么华盛顿不愿当国王而愿意回到故乡的葡萄架下?为什么欧洲市民希望在乡下有第二住所?为什么美国总统愿意在休息日回到自家农场喂马?

　　乡村所提供的生活经验是“人应该怎么存在着他才会感觉到幸福”。这是每个民族几千年的文化历史慢慢形成的经验，如果说城市是躁动不安的婴儿，那么乡村就是一个可以供人类憩息的巨大摇篮。

　　当一些西方人住在三代祖传的房子，今天的中国，大量的故乡都人去楼空，大家都变成一种“生活在路上”的人了。

　　我们所丧失的那个村庄，是必须被抛弃的吗?

　　保卫乡村，并非地理意义上的乡村，而是一种乡村主义与乡镇精神。它们与所谓的主流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不甘心卷入狂飙突进的时代游戏。人在天地间，既不被物化，也不被概念化，不被异化为我们制造的工具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