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媳妇的“能见度”

2012-08-18 04:57 未知/ □本刊编辑部 /

  伦理、文化与社会开放度——

  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早早地让年轻美丽、时尚典雅的媳妇出现在公开场合,李雪主与所有的第一夫人一样,“能见”于整个世界,背负的是时代与政治的重大命题。

  李雪主不再是“洗手作羹汤”的金家妇,而上升为一种国家形象。

  “媳妇能见度”处于巅峰的第一夫人并非公职。在某种意义上,她首先是一种礼仪和形象的存在。美国第八任总统马丁范布伦就由自己的儿媳妇担当第一夫人的角色,而作为蒋氏第一夫人的宋美龄则到美国进行筹款活动,劝说美国将注意力从欧洲战场转移到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她流利的英文和优雅的言行,掀起美国政界的 “宋美龄热”。

  相形之下,希拉里与杰奎琳们的“洋媳妇能上天”更是演绎了一场热热闹闹的“两性起义”。

  “媳妇”,是有着怎样演变史的一种生物?

  两千多年前,由“息妇”演变而来的“媳妇”是孔子“五伦”中首当其冲的社会关系;从《三国志》到《水浒传》,媳妇则成了“男好汉”们有需要就能炖了的案上物;而《红楼梦》第七十五回:“这个怕媳妇的人,从不敢多走一步。”中则隐隐有了女权主义的暗流。

  阿拉伯的媳妇们至今还在蒙面中遵循着这个国家的女性伦理,斯德哥尔摩的瑞典女权运动家已经先行一步,上街抗议要求修法准许女人拥有“露胸权”。

  对于蒋介石们来说,媳妇的功能可以细化为外交、娱乐甚至生孩子。原配们成为尴尬的女一号:超稳的媳妇名分,与超低的“能见度”。

  对于刘德华们来说,媳妇是用来收藏的。对于霍氏家族来说,郭晶晶则是用来增值的。情场也是秀场,而且往往与爱情无关。

  现代社会,有男权心理,媳妇是自己的拥有物,得同生共死,我要赴黄泉路了,你就得殉葬;有传统文化心理,媳妇意味着责任、压力、道德约束、社会监管;有两性关系学,媳妇是爱情或者情欲的载体,生儿育女的工具,在“光棍危机”爆发的时期则成了最大的奢侈品。

  20世纪之前,中国女性所适合的命运就是结婚,做个好媳妇,然后成为好媳妇的母亲。

  但由1890年代发端的女性解放思潮一直持续不断,现代社会的种种萌发,也正肇端于女性开始走出家庭,寻求社会空间和心灵解放。秋瑾独立于媳妇标签开始,过去栖息于家庭护翼之下的女性们,陈璧君之与权力、张幼仪之与旧道德、宋美龄之与政治、丁玲之与革命……从晚清到民国再到现代,千百万国民媳妇们确实实现了一个自己的“文艺复兴”。

  而她们面临的问题从来不仅仅是单一的男权社会,还始终伴随着伦理文化与政治变迁这样的时代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