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所有的阿Q,都能睡上宁式床
流动社会中的公民身份——
从城乡二元到城市二元,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失去土地、家园、血汗和生命的人们,他们的话语权在哪里?“为了所有的阿Q,都能睡上宁式床”,乡村治理图变,离公民社会或城市人希图中的公民社会,还有多远?
孙志刚与“公民姚晨”的亲阿姨,改变过什么
2003年3月17日晚上,任职于广州某公司的湖北青年孙志刚在前往网吧的路上,因缺少暂住证,被警察送至广州市“三无”人员收容站。次日,他死在了那里。
他并不是流浪汉,而是大学生,孙志刚事件在社会上掀起了一场收容遣送制度的大讨论。先后有贺卫方等8名学者上书人大。这导致了1982年《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从“收容遣送”到“救助管理”,用了21年时间。
孙志刚们是谁?户籍制度在统计学上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直接划分成两类数字,于是72750万农业人口就构成了叙事的主体:他们是农民,尽管可能生活、繁衍、奔波在城市。
城市对他们的接收度经历了一系列的变迁:流浪人员、三无人员、收容遣送、废除收容遣送、赠予城市的光荣建设者称号、造城的一份子。如果没有他们,城市将被架空,但同时又是城市人口爆炸和拥堵的填充物。
农民的身份,从来没有这样难以确认过。于是,在后现代的城市,他们变成后现代的农民,用农民的智慧存活、融入城市。他们花两块钱排队下载手机铃声、老乡是主要人脉关系、富裕者也炒股票供楼买车、穿戴过于求工、乐于交流或传授务工与致富经验、热情洋溢、乐于助人、嫉妒比自己混得好一个层次的人。农民的身份,从来就这样轻易为城市人辨识。
他们也许还会羡慕姚晨,作为一名“北漂”,除了财富和名利,她还“拥有一批意见领袖的朋友”,有着另一个熠熠发光的标签——“公民”,尽管当她自己的阿姨遭遇强拆,她能做的也许只是发布一条微博。
政治纠葛:乡村与公民社会
曾有媒体报道,一位女大学生,在才艺表演、竞选演说和承诺发给每户村民冬季取暖费后,成功被村民们选上村长。在城市受教育,回农村搞建设。这种模式是显而易见值得提倡的。
乡村治理是中国基层政治的着眼点与关注点。教育部门鼓励大学生毕业回乡当村官,直选、海选村长的推行难度并不在于上级政府,而是在于当地利益的切割与再分配,以及村民们意识与观念的未更新。总理温家宝曾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的采访时表明:“我坚信,群众能管好一个村,就一定能够管好一个乡,一个县,也就能够管好一个省。但要按中国的实际情况,发展具有自己特色的民主方式,循序渐进”。学者于建嵘也提出了农村权力真空化的问题,演变为宗族管理且有黑社会化的问题存在。
早在1920年代,梁漱溟就发起过乡村建设运动,其理念为:“国家宪政要以地方自治为基础,从基础做起,就是从最基层开始做,搞乡村的自治,一村一乡的自治搞好了,宪政的基础也就有了。”
此后,从费孝通以降,到曹锦清著《黄河边的中国》,近一个世纪的中国农村组织结构似乎具有自给自足、自我修复的功能,在革命、改革、运动等等时代潮流中,如一句偈语所言:“老牛慢吞吞地走,地球很有耐心。”
乡村治理图变,离公民社会或城市人希图中的公民社会,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城市化的软着陆:“因为我就是阿Q的儿子”
“两三个繁华大都市并不代表中国,就像喧闹的纽约并不代表美国一样。”
乡土中国的情形只有在农村摔打多年又跳出农村的智识者看得最清楚。作为曾经的“中国最著名的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因为给朱总理写了一封信,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结果“一举成名”,然后——由于各种压力,他不得不“自愿”辞职,成为一名南下的打工者。
学者摩罗说:“相当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比较脱离泥土,他们喜欢坐在象牙塔里想象地盘和泥土。我们这些读书人,跟着鲁迅的腔调批判阿Q的愚昧和自私,已经快有一百年了,至今都没有降低批判的调门。”
近代以来,在西方人制造的文明与野蛮、进步与停滞的二元对立话语框架之中,中国被描述为一个野蛮的国度。严复、康有为、梁启超、鲁迅、陈独秀、胡适那几代人,希望中国调整自己的文化心态和社会政治制度,以便更加有力、有效地应对西方的压力——
“一个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阿Q——早在1926年,毛泽东就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其中把阿Q定位为‘农村无产阶级’——仅仅想要一张宁式床,我们却对他大肆批判了将近一百年,这个文化现象不能不说表现了精英群体对于底层人的彻骨的残忍。”
“中国有八亿愚昧的农民,他们有能力实行民主吗?”——这曾是比五四腔走得更加遥远的一句著名格言。尤其是,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失去土地、家园、血汗和生命的,几乎都是没有话语权的底层人。
上世纪80年代,学者费孝通所希望的,乃是让现代化实现“软着陆”,“不要对中国乡村社会和文化造成太多破坏,不要对底层人造成太严重的掠夺和伤害。至少应该以他们的温饱作为最低目标。”
“因为我就是阿Q的儿子。”摩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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