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寡妇”时代——我们的婚姻“黄皮书”

　　学者洪巧俊把农村留守妇女称为活寡妇的说法曾引来众说纷纭，一高官妻子则不无哀怨地称政府大院为“寡妇村”，而电视剧《人到四十》生动展现出的女人“人到中年”所面临的爱情与生活、事业之间的纠结、无奈，也令我们重新体会到波伏娃那句“婚姻从本质上对女性个体及其真正身份的发展充满了敌意”的女权论断。

　　中国人更愿意埋没在貌似祥和，其实徒有虚表的婚姻里，习惯劝说自己以“难得糊涂”为思想方针“经营”婚姻。“绝大多数的人静静地过着绝望的生活。”也许我们从不向伴侣坦白婚外性关系，从不向伴侣诉说心中的梦想，也许那样的我们也能获得幸福的婚姻，也许。——社会的洪流下，到底还有多少不止是情欲被抑制的“新寡妇”?女人又如何在婚姻内外找到个人身份表述的领域?

　　体制性寡妇：只要是个男的，恶棍也是英俊的

　　在一个男性扎堆，没有一个异性的地方，我们会听到这样话粗理不粗的话：“只要是个母的，就是漂亮的”。那么，在一个女性扎堆，男人稀缺的地方呢?

　　社会学家李银河曾在《后村的女人们》中对华北某村的妇女进行了性别权力关系调查，她说：“即使在我们的时代，女人对性的要求也仍会让男性感到愤怒”;而2008年4月23日《生活新报》关于“农民‘西门庆’与十余少妇有染，被村民乱棒打死”的报道告诉我们：恶棍也会变成女人的“偶像”。

　　而这位叫杜凤华的农民“西门庆”之所以能够偷了村里十几个男人的老婆，是因为那里的男人纷纷外出打工之后，该村慢慢成了当地人形容的“寡妇村”——家中没有顶梁柱，也没有安全感，这些留守妇女那微势的力量抵不住一个恶棍的冲击，所以才会将杜凤华这名始终以蹂躏她们的肉体为目的的恶棍，看成了各自精神和身体上的依靠。

　　是谁让她们变成了有丈夫的“寡妇”?

　　学者洪巧俊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体制性寡妇”。换句话说，农村留守妇女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下，城乡二元体制的产物，是“体制”夺走了她们的老公。

　　中国农业大学一项针对农村留守人员状况的调查显示，目前全国有8700万农村留守人口，其中留守妇女已达4700万人，这类人群由于丈夫在家庭生产生活中的缺位，面临着多重生存发展困境，尤其是长期的性压抑问题。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的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夸张一点来说，这是以数千万留守妇女的压抑换来的。”

　　从农村角度看，那里有赖以生存的土地，他们不能够一走了之，不守着就可能变成无根的浮萍。从城市角度看，由于户籍等一系列的门槛，一个农民工要在城市安身立命并非易事，更不要说拖家带口。割裂的城乡，让这些妇女就处于十分尴尬的生存处境之中——走不能走，留又留得十分可怜。

　　如果说潘金莲终于投进了西门庆的怀抱，是因武大郎先天不足，没有魅力，“留守西门庆”杜凤华的出现，则要归咎于当前的“武大郎体制”——二元分治导致的两地分居，将乡村夫妇变相拆解为“体制性寡妇”或者“体制性光棍”，杜凤华才能游走乡里、奇货可居。

　　假如我们稍微熟悉一点医学心理学，那么就不难发现，当女性长期处于性压抑状态，就会出现典型的戒断反应——烦躁、焦虑、情绪低落等等。而女人之所以出现这些情绪，是因为她们存在性需要，却不敢承认自己的“性成癖”。

　　正如卢宾曾将男权体制下的女性性欲归结为：“从制度的立场看，更可取的女性性欲是对其他人的欲望做出反应的那种，而不是主动地渴望和追求。”

　　“报告领导，我只有一个老婆”

　　寡妇村里故事多。

　　如果说农民工的妻子们是“穷寡妇”，政府大院里的太太们就是一群“富寡妇”——只是一个是饱暖思淫欲，一个是贫穷想温饱。

　　《南方人物周刊》一篇关于41名高官身陷情妇门案调查曾向我们揭示了高官与情妇共同腐败的触目惊心的事实，但那些事情我们都已经见怪不怪。出人意料的倒是其中的一句话：“政府大院如同寡妇村。”

　　来自中西部的一位高官妻子，她说自己所在的政府大院，平日几乎没有男人在家。“夫人们在一起讨论，发现最长的一个官员已长达8个月未回家睡觉。”高官们晚上不回家睡觉，是不是公务繁忙?令人扼腕长叹啊。当官不容易!

　　因此，建议为这些官员先颁发“糟粕之妻不下堂奖”——再颁发“大禹奖”。夫人们为了保住这荣华富贵保住位子面子一味的“温良恭俭让”甘守活寡绝不拈酸吃醋之精神也不可谓不佳!建议颁发“和谐贡献奖”。

　　你说这领导家的体制性寡妇怎么办?

　　美国《时代》周刊日前报道说，夫妻关系、经济问题和家庭背景是影响婚姻持久性的三个重要因素。报道说，如果一对夫妇每年收入5万美元，他们的婚姻维持15年的可能性为68%，也就是说，不太多的钱也可以让婚姻天长地久。因为通常说来，富裕夫妇多半因为性格冲突离婚，穷一些的夫妇往往因为酗酒、虐待和金钱而离婚。

　　虽然“报告领导，我只有一个老婆”已经成为一句笑谈——某地要求“一把手”们要随时向组织报告自己的婚姻变化情况，但也许亲爱的组织似乎还应该听一听坊间早就流传着一个顺口溜：当官的，嗨——工资大体不明，吃喝全靠人供，玩物自有人送，老婆基本不动。号称金陵“奶王”的副厅级官员金维芝就曾经公开说过“像我这样级别的领导干部谁没有几个情人?这不仅是生理的需要，更是身份的象征。”

　　女人与男人是两个物种，女人一心寻找以结婚为前提交往的对象，却不知王尔德说过“已婚者的快乐来自那些他没有娶的人”。女人把婚姻想象成人类最庄严的契约，男人结婚却仅仅因为他累了。当女人认为“他不爱我了”，男人可能只是痔疮发作。女人总是容易开始自恋、自卑、自责，每周数次想到自杀，睡在一张床上的男人却毫不知情，在她们的啜泣声中睡着了。

　　豪门版娜拉与“无性”婚姻

　　“无性婚姻”这个词语，在西方早已不是新鲜的概念，但是这个群体无论在哪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地属于边缘。不同的是，在西方，“无性婚姻”者不只是那些在性生理上有障碍的人群。

　　著名的“艳照门”尴尬的不仅仅是一众女星，更厉害的是一些香港富豪太太的不雅照。陈冠希被称为港版的“西门庆”，背后隐藏的，是一群寂寞的太太。

　　想当年，刘巧儿唱“我爱他，能写会算爱劳动，模范生产数第一”，但是，现在世道不同了，女明星们似乎没有一个不在做着麻雀变凤凰的美梦，只是，庭院深深深几许，光鲜华丽能否挡得住深闺寂寞?

　　在百度里输入“富太太”，搜索到最多的竟是“俱乐部”、“隐秘生活”、“男妓”的关键词，很多富太太的丈夫常年在外，所以她们只能以在会所里茶聚、聊天等形式填补感情的空白——超百万元的豪华装修、新鲜刺激的玩乐方式、一年10万元的入会费、“男人止步”的标牌，除了在太太圈里斗斗富，还能怎地?

　　商人重利轻别离还在其次，做人家豪门媳妇，更需要修行的便是随时会与人分享老公的本事。

　　富商刘銮雄，著名的女星狙击手，李嘉欣和关之琳的前度男友，曾频频上娱乐版头条，正是因为女助手怀孕生下了他的孩子，现任老婆吕丽君为了争宠，透过传媒发了一封公开信，质疑助手所生女儿非刘的骨肉。结果换来老公暴怒和众口一词笑她蠢，大刘停了吕的信用卡，坊众幸灾乐祸：“犯贱，有福不会享。”

　　那句老话，食得咸鱼抵得渴，选择了大刘赠送的荣华富贵，便要有非同一般女人的忍功，忍寂寞，忍空虚，直到忍成波澜不惊的豪门活寡妇。

　　也有不能忍的，所以有了霍震霆原配、郭晶晶准婆婆朱玲玲的娜拉出走，在50岁的高龄再披婚纱，没有这般勇气又不甘寂寞的，便成就了富太太版的艳照门。

　　今天社会的主流文化不是封建礼教了，换作了经济，经济决定一切，也决定了你是不是能随心所欲。被宠坏了的所谓“钻石王老五”，希望女人身上有三个按钮：贵妇键，仆妇键，荡妇健，可根据需要一一按下。而工作好不如父母好，父母好不如嫁得好，婚姻很多时候也成为女性通过批发的方式出售自己的一个漂亮包装而已，许多的婚姻在一定程度上成了“长期性的卖淫”。

　　有房者的婚姻生活并不比租房者更快乐，但他们的生活增加了一个稳定因素。此外，房子也是离婚的绊脚石，因为不可分割。

　　出不起钱，那就省省吧——这就是今天现实的金钱社会中，大多数人对于离婚的最基本的想法。与其闹得卖房子卖车子，多年的经营，落得两袖清风，被扫地出门的命运，不如就这样捱着，说到底，不过是每天看着那张不再有感觉的脸，体验“左手握右手”的无趣，至少日子还是小康地过着。

　　我们只能在晚上看完了偶像们的离婚新闻后，在梦中去触摸那张代表自由的绿色证书。然后，被闹钟叫醒，和枕边的合伙人一起机械地起床，穿衣，继续日复一日地去为共同的生计忙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