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乱中的山东女性地理
■金陵十三钗·地理
回顾动荡年代的山东，我们会发现三类典型女性生态：在生活的压迫下，主动出卖最后的资本——身体，沦为娼妓者;被迫卷入时代洪流，成为“战争性奴”的慰安妇们;迎着家国情仇的号角，成为战争一分子的“花木兰”们。这些北方的佳人们，她们身上既有时代的残酷、又有时代的柔情，她们也成为那个时代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大明湖畔的“月牙儿”：
“卖了一辈子肉，剩下的只是一些白头发与抽皱的黑皮”
一对母女为了生存卖身为娼，而后母亲无法忍受折磨投湖而死，女儿在自杀时遇到了兄弟3人，从而获救。老大、老二都爱上了这个姑娘。后来“五三惨案”爆发，老三被日军杀害，剩下老大老二。
以上便是老舍长篇小说《大明湖》的故事梗概。1930年春，老舍来到济南，受聘齐鲁大学，此时距1928年“五三惨案”仅两年，济南古城墙上斑驳的“炮眼”让他产生了创作冲动。
《大明湖》后毁于战火，成为文学史上一大遗憾，后来老舍根据《大明湖》之精华，创作出中篇小说《月牙儿》，生动地描述出苦命母女的故事：“不必想了，一天一天地活下去就是了，我的妈妈是我的影子，我至好不过将来变成她那样，卖了一辈子肉，剩下的只是一些白头发与抽皱的黑皮。这就是生命。”
即使是刘鹗《老残游记》中极力夸赞的黑妞、白妞明湖居说书，虽被誉为“写绝唱的绝唱”，也免不了乱世佳人，命途多舛，香消玉殒的后果。
1930年，老舍来到济南，大明湖畔依旧繁华，鹊华桥边明湖居犹存，只是没了白妞黑妞的鼓书场，大概唯有附近的花街柳巷，生意依然如故吧。旧时济南曲水亭畔，多有暗娼流动，想必老舍所见，亦不乏做皮肉生意的女子。
其实，就像是凄美冷艳的秦淮河，大明湖也曾成为济南风月场的标志。旧时大明湖畔、曲水亭侧，无数明妓暗娼活动于此。就在曲水亭街一墙之隔的巡抚大院，被妓女们惊扰了头绪的晚清山东巡抚毓贤曾下令把济南所有娼妓抓起来，然后以猪肉的价格卖给郊区农民当老婆。
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是，每当生逢乱世，娼妓业便有着长足的发展。
始建于1914年的八卦楼，号称济南商埠第一楼，楼内光有名的妓院就有22家，一时间成为济南乃至山东最著名的嫖妓场所。八卦楼是济南的烟花超市，据说当初修建时的初衷是“既便于抽取妓捐，也便于浪子们寻花问柳”。
日据济南时期，催生了一个庞大的娼妓产业区，诸如济源里、大生里、共和里、恒善里、第一楼、纬八路乐户消纳区等。史料记载：“群魔乱舞的济南，有几条广阔的大街，昼夜一样繁嚣，那里有咖啡馆、妓女馆，这区域是不让中国人到的，每个门前坐十数个花枝招展的神女，专供寇兵兽欲的发泄，这种神女听说比从前增加了三四倍。”
这些不知亡国恨的“商女”，她们的内心深处，是愈加苍白的物欲，还是早已绝望的家国?
山东慰安妇现象与乡村版“十三钗”
1938年，日军一个班在济南马家庄苗圃寻找中国妇女，村中一名妇女主动将自己献出，才使村里其他妇女免受日军蹂躏。
她是以怎样的勇气走进日军的魔窟，我们已无从知晓。这个故事有着与《金陵十三钗》相似的情节，却因其细节的缺失而淹没于历史。
慰安妇现象所承载的，绝对不仅仅是“战争性奴”那么简单，它更是战争时期女性命运的最核心的展现。
到1945年3月，经由日军第五十九师团高级副官广濑三郎在泰安、莱芜、济南、张店、东阿等地，指示各大队设置的慰安所127所。
日军设在济南的慰安所不下数十家，纬六路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成为有名的“花街”。被监禁强奸的中国妇女171名，朝鲜妇女373名。
济南“星俱乐部”是一所较有名的慰安所，主要供下士官、士兵使用。这里有慰安妇50多人，每名慰安妇一天要接客20至30人。
“对于夜幕下的兵士来说，济南市最令人神往的地方是纬六路这个地段。那里有个叫‘星俱乐部’的慰安所，当时有100名以上的中国女性在那里成为皇军性欲的牺牲品。穿过‘星俱乐部’的入口，是一个圆形厅堂，以厅堂为中心，呈放射形排列着三铺席3张单人床大小的房间。楼上也是这样。房间入口没有门，只有屏风挡着。院子里还有别的房子也是妓院。兵士们要找自己熟悉的女人，就得买下写着题目名字的木牌。价钱非常便宜，只有四五角钱，不过是一碗葱油豆腐的钱。1945年当时，兵长的月薪是四五十元。‘星俱乐部’的厅堂总是聚集很多人，各房间门口经常可以看到皇军排队等待入内的情景。”(本多胜一、长沼节夫《“衣”师团侵华罪行录》)
与济南类似，日军侵占青岛期间，也大肆开设妓馆，并划分等级。“皇军会馆”是日军在即墨建立的一处慰安所。慰安所内用木条、木板隔成一个个小房间，条件极为简陋。慰安所里强征囚禁的青年妇女至少有十八九名，头发零乱、神色憔悴、目光呆滞，如同行尸走肉。
招工、做饭、洗衣等方式，成为日军招募慰安妇的幌子。原济南澡堂业工会会长魏寿山等汉奸不仅大肆搜罗民女献媚其日本主子，还在经二路小纬六路设立了“皇军招待所”，掳掠中国妇女供日军奸淫。
在大小据点，日军强令派送“花姑娘”。战犯林茂美供认：“1941年9月下旬，四十一大队四中队在历城县西营住时，我以军曹的身份和中队长尾英典中尉、大辉荣准尉合谋把西营镇长叫来，强迫镇长要两名妇女，逼使镇长无奈，便把一名朝鲜妇女和一名中国妇女强迫拉来，监禁在西营村附近共一个月，命令部下15名以及自己对这两名妇女进行强奸。以后因轮流奸污过度，使该两名妇女生病，身体衰弱不堪才放回去。”
沂蒙版《愤怒的葡萄》：
做秦香莲，还是做花木兰?
美国作家斯坦培克在《愤怒的葡萄》一书中，曾描绘了这样一个动人的情景一位少妇在草棚里发现了一个奄奄一息的老年流浪汉，于是她解开上衣，让流浪汉吮吸她的乳汁，流浪汉热泪滚滚，他感到自己进入了天堂，圣母就在自己的身旁。这本书后来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就在《愤怒的葡萄》热还没降温之时，远离美国的沂蒙山区，却发生了真实版的用乳汁救伤员的故事。1941年深秋，沂南县岸堤村的聋哑媳妇明德英正在家中奶孩子，一位与日伪军作战负伤的小战士突然闯进了她的家门。明德英把小战士隐藏到山上的一座石墓里。可是，石墓周围没有水源，当小战士急需饮水时，明德英情急之中，毅然将自己的乳汁喂进了小战士干裂的口中……这个故事后来被作家刘知侠写成了小说《红嫂》。
中国女性的经典困境，即“秦香莲/花木兰”模式，文艺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似乎总是在“女奴”和“女战士”中做着困难的选择题。“秦香莲”们苦于自己对男性的依附地位，惨淡如“祥林嫂”的那件月白色衬衫;“花木兰”们则迷失于自身的性别立场，《红色娘子军》中的吴琼花是一个有力证据，当她的左颊浮现明亮的“党徽”图案，其性别也被阶级性所取代。
明德英更多的是展现了一名母亲的本能，而非家国情仇。电影《沂蒙六姐妹》的副标题是“战争中的女人”，女性对于战争的付出，更多的是间接的方式。当然，也有另一种情况发生，“资产阶级小姐”辛锐便是一个例子。
大明湖南门外，曾有著名的辛公馆。清晨，行人会看见三楼靠东面的阳台上，一位少女隐于花墙内侧，面对着百花洲作画。少女是抗日女烈士辛锐——清末民初济南名士辛铸九的孙女。
1918年出生在上流社会的辛锐，早年就读于正谊中学，绘画、书法颇有功底。她16岁那年，创作的绘画和木刻作品，还在济南举办过美展。抗日战争的爆发改变了她的一生。
辛锐的父亲辛葭舟开始参加抗日活动，辛公馆成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地下联络点。在父亲影响、教育下，辛锐参加抗日工作，宣传抗日救亡。1938年，辛锐高中肄业，正是抗战爆发时期，她同妹妹一起参加了八路军，在部队从事革命文艺工作。
为加强阵地宣传，1940年11月，中共山东分局决定组建“姐妹剧团”，翌年3月8日，“姐妹剧团”正式成立，辛锐任团长，有团员20多人。
她曾经向战友讲起自己的经历，如何从一个家庭环境舒适的女学生转变为八路军战士。她唱《“三·八”妇女歌》：“冰河在春天里解冻，万物在春天里复生，全世界被压迫的妇女，在‘三·八’喊出了自由的吼声。从此，我们永远打出毁人的牢笼。”她在房东的石灰墙上，写下了“打倒日本鬼，不当亡国奴”的大字标语。
1941年3月，23岁的辛锐嫁给山东省战时工作推动委员会(省人民政府前身)副首席组长陈明。就在这一年，夫妻俩双双牺牲。
从大家闺秀到女战士，在时代推演的洪流下，一个女人的命运与时代同步，一切都在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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