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十三钗》——战争中的女性角色

　　情色地理与战争地理：历史拐点下的姿色城墙

　　1937年，南京的平安夜。

　　这一晚，美国女传教士魏特林在日记中写道：“再过一天就是圣诞节了。10点，我被叫到办公室，与日本某师团的一名高级军事顾问会晤。他要求我们从1万名难民中挑选100名妓女。他们认为，如果为日本兵安排一个合法的去处，这些士兵就不会再骚扰无辜的良家妇女了。当他们许诺不会抓走良家妇女后，我们允许他们挑选了很长时间，他们终于找到了21人。”

　　彼时，魏特林是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代理校长。学校设立的妇女儿童难民收容所中，收容了一万多名妇女和儿童。

　　2005年，华裔作家严歌苓将《魏特林日记》里的这几行文字，发酵成小说《金陵十三钗》：13名妓女自愿代替女学生充当日军慰安妇。在电影中，通过教堂的彩色玻璃，一群花枝招展的女人，定格成一个独特的画面：她们国色天香，她们酥胸荡人肠，她们的姿色就是一个国家面临灭亡时最后一道挡箭牌。

　　金陵的六朝金粉和秦淮风月，最易引发世人的情色想象，它是中国情色地理的中心。作为本土最著名的红灯区，秦淮河摇篮催生了李香君、柳如是等名妓，而这个妓女团体的作为，颠覆了唐朝诗人杜牧“商女不知亡国恨”的著名论断。

　　李香君头撞墙壁而血溅扇面，成为《桃花扇》中献出政治贞操的著名隐喻;柳如是因史学家陈寅恪立传而身价倍增;董小宛则因金庸的武侠小说而名噪一时。所有这些妓女的事迹，构成了《金陵十三钗》的香艳布景。

　　《金陵十三钗》里，秦淮河的历史风尘和南京大屠杀的血腥现场，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场景，发生了戏剧性的叠合。也正是在血与火中，女学生书娟的精神得到一次宗教式的洗礼，但这次洗礼不是神父为她完成的，一群风尘女子担当了她的救赎。

　　在佛教中，有菩萨化身娼妓度人的故事。《维摩诘所说经》对此诠释：“或现作淫女，引诸好色者，先以欲钩牵，后令入佛道。”而在西方的文学叙事中，《羊脂球》就是以一八七零年的普法战争为背景，描写卑贱而又崇高的妓女——羊脂球与一群“上等人”逃亡的小说。

　　严歌苓在中西方的文化观照下采取民间视角，发掘出了一群生活在战争阴影和战争角落里的“被污辱、被损害的”女性群像。然而的确，战争中妓女这一特殊群体有着独特的故事与经历。

　　希腊波斯战争中，女人们开门欢迎敌军，是为了免遭屠城之掳;“官妓”梁红玉，在妙高台“击鼓退金兵”;风情万种的玉墨在赴那场死亡之约前说，“明天这个身体就不是我的了”;八年抗战中，“妓女电影”盛行。从葛嫩娘到董小宛，妓女大量进入影像更多来自于“孤岛”地域政治的心理体验——历史的影像常常这样上演，确实，还有什么比“供租用的女人”更能诠释战争文化呢?

　　在冷硬冰冷的历史中，穿插进个把娇艳柔媚的美人，史书要润泽、有趣得多。

　　战争中的女人，是否如金瓶梅所说“劝君莫为女儿身，百年苦乐由他人”，还是用她们的女性角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烙印?在思考女人与战争关系时，男人又该放在哪里?

　　从“供租用的女人”到“女国民”：战争成为女性觉醒争取权利的契机和催化剂

　　在古希腊一篇嫁名狄摩西尼的演说中，说话者在城邦大会的法庭上说：“如愿偿欲，吾辈有妓;嘘寒问暖，吾辈有妾;延子嗣、守家业，则吾辈有妻。”《荷马史诗》表明，女人与财物一样，既成为战争的目的，又被充作用来交换的“物”。

　　而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礼教语境中，女性的身体只属于家庭，不是操持家务，便是进行性欲或与生育有关的事情。从《列女传》可以看到，女性书写，深受作者与社会价值观的影响，构成了“被缚”女性的群像。

　　1944年9月，被德国占领了五年的荷兰，一群女人被按在地上，撕去衣服，她们美丽的金发正被同胞手里的剪刀撕扯，当进驻的美国士兵问旁边的人怎么了，回答是轻蔑而又平静的“她们和德国佬睡觉……”这是二战题材电影《兄弟连》里中的一个场景。而在希特勒“产房是德国妇女的战场，饭勺则是她们的武器”感召下，效忠纳粹的妇女们开始了“大生产运动”……

　　如果历史的巨笔总是这样有意无意地模糊了女性的背影，那么何不重读一下秋瑾的《鹧鸪天》呢?这阕词，在大革命席卷中华大地之前就昭告世人——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

　　1775年发轫的美国独立战争中，涌现出像黑人甘乃蒂和白人毕琪·柯宾夫等一批女性，而绵延半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反而促进了女权运动蓬勃发展：战争，成为女性觉醒争取权利的契机和催化剂。正如美国陆军妇女队的标志希腊女神雅典娜，她“全副武装，挥舞着锐利的标枪”。

　　19世纪末，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已自觉地把妇女解放看成是维新变法的一个组成部分。到了辛亥革命，新风尚风生水起。禁缠足，兴女学，办女报，女性走向社会，揭开了女性角色觉醒的序幕。

　　民国以降，在民族斗争与政治斗争的漩涡里，发轫于宋美龄发起的新生活运动，“女国民”与新女性的形象出现了整合趋势，“新女性”成为流行更为广泛的词汇。

　　1935年11月13日，佛堂里一声枪响，30岁的施剑翘近距离刺杀孙传芳，以报10年前的杀父之仇，而她也被冠以“侠女”、“烈女”头衔，在此后几十载中，不断成为民国时期多种演义故事的女主角。

　　而从小凤仙到赛金花，从秋瑾到宋美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国家话语如何被用来建构近代女性形象，在20世纪政治与文化语境多变的中国，她们依然长期地留在公共记忆中。

　　当那一句“战争，让女人走开”不再具备原初的效力，当众人开始忌惮于《水浒传》108将为何只有寥寥几个女人，当曹雪芹的《红楼梦》因为塑造了如此繁杂的“金陵十二钗”而被奉为研究“女性群像”的经典读物时，我们终于有能力笃信，即便“男权”的压迫已然成为众所周知的“潜规则”，而女性的“呼喊与细语”亦更时刻演奏着命运的交响曲。

　　“奥斯维辛”之后：为何还要想到爱、诗、哲学等人类最文明的东西

　　也许没有人忘记，《肖申克的救赎》中，斯皮尔伯格将一个穿行于暴行和屠杀的小女孩处理成全片转变的关键人物，在黑白摄影的画面中，只有这小女孩用红色。在辛德勒眼里，小女孩是黑白色调的整个屠杀场面的亮点——后来女孩子又一次出现——她躺在一辆运尸车上正被送往焚尸炉。

　　不列颠之战中，伦敦的妇女们继续出门购物、喝咖啡：“德国佬企图用战争打乱我们的日常生活，击垮我们，保持优雅和美丽就是我们的反抗方式。”

　　女性不仅进行了一场有关肉体存亡的斗争，还进行了一场灵魂存亡的战争。

　　从冒死跑出教堂就为找几根琵琶弦为将死的小兵弹奏一曲，再如明明日本将官要来教堂听歌，“小蚊子”楞要溜出去找一只猫而不顾危险……

　　在这样的影像中，暴力不是第一位的，仇恨也不是，宽恕也不是，直面人性才是。

　　1954年，梦露抵达韩国进行为期4天的劳军活动，“梦露要来的消息就像野火一样燃烧了整个军营，有些美国大兵甚至哭了。”当南丁格尔手持油灯巡视战场的病房时，士兵竟然躺在床上亲吻她落在墙壁的身影……

　　即使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里言说，战争本就是丧失人性的最野蛮的行为，为何还要想到什么爱、诗、哲学等人类最文明的东西呢?——在这里，女性所承担的主题，成为战争年代里人性的唯一光辉。

　　不同于《汉书 匈奴传》中，一句“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就交代了昭君奉旨远嫁的事实，班固的书写冷静到近乎冷漠。

　　王昭君在汉宫不得见遇所积累的“悲怨”，是否在她决定和亲以后就会完全消失?而当她身处异域，历经宫廷斗争之余，难道不曾触景生情?反之，处在那样一种复杂诡谲的政治外交生态中，王昭君即使有积恨，有仇怨，又是否如后世文人们所勾画的那般儿女情长?

　　历史是中国人的最高宗教。在历史话语从来都有着意识形态显赫地位的中国，以历史的名义发言——早已经成为中国人的性格乃至宗教性习惯。

　　正如秋瑾九葬，是国家构建过程中烈士鲜血的必不可少，直到最后，一个偶像破坏者被彻底模式化，反而成为了偶像。这让我们看到了历史书写与事实间所隐含的另一层问题。那就是因着史家“论述”而被呈现的历史人物，其实已在书写过程中被“停格”或片面地“放大”。

　　可怕的是，当我们捧着爆米花，坐在弧形银幕前，便往往真的以为回到了自己的过去——在这个因喧哗而遗忘太多或失去了反省能力的社会里，“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不道德的”也成了某种信手拈来的套话，那些一度被政治话语凝固的鲜活历史，无疑充当着阻断人们记忆的“历史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