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也“特供”

　　食品安全环境的不断恶化，特供食品极度稀缺，有机食品又价格昂贵，一些普通消费者不得不开始寻找属于自己的特供渠道。

　　自己给自己特供，就想找回原来那个蔬菜味儿

　　“论卖相，我的菜卖五毛可能都没人要。”袁静站在位于济南市仲宫镇大门牙村里的大棚里，指着自己种出来的“歪瓜裂枣”说。

　　大棚里种着西红柿、紫背天葵、茼蒿等好几种菜。“像这样的西红柿，如果打点药，早就变红了。但这是自己吃的东西，除了农家肥，我什么都不加。”

　　“菜农不用化肥、激素肯定会赔钱，因为不用这些卖相不好，没人收。像我种出来的一些菜，要拿到菜市场去论卖相，别人的卖一块五，我的卖五毛可能都没人要。但是农民用了化肥为什么还说赔钱?说要把工钱搭进去，这是三农政策方面的事，我就不扯那么远了。”

　　在大、小门牙村记者采访时获悉，这里的村民最早推出“租地种菜”是在两年前，但问津者寥寥，一亩一年四五千元的价格，当时被“你们城里人说是无本万利的暴利生意，坚决不上当。”坐在自己承包的山头上，村民张增财这样说。

　　“第一年地的租金3万，再加上两个固定雇工，忙时要请零工，五六万的人工成本，还有一些基建的成本、配送的成本等，我估计头一年得花20万。我自己做这个，有食品本身的考虑，也考虑了食品口感的问题。现在的菜已经没有小时候吃的那个味儿了，就算买那种有机蔬菜，也可能没有农药，但是它也没有菜味。”在仲宫租地种菜的生意人张先生给出了自己的特供账本。

　　“特供食品之所以流行，一个原因便是干净的食品稀缺化了，民众失去了等待食品安全重建的耐心，只能再拿起农具，做一回农民。”张先生这样说。

　　原生态的菜把式，不好找了

　　同样在仲宫，一村居开发的楼盘前些年曾打出“购房送菜地”的促销广告，一名销售人员也证实，“赠送菜地的活动早取消了。你要买房再买地，我们可以协助你和村民谈谈价格，不过不管怎么谈，这个地方一亩一年没有一万元拿不下来，而且要自己备种子……”

　　“村里种菜的，数我年纪最小，可我都过了50了。”一位菜农告诉记者，赔钱的现实让菜农越来越少。

　　种地的人本身就越来越少了，尤其是年轻人很难找，在种地的人里面，有有机蔬菜种植经验的人又更少。”生意人张先生也为这个发过愁，“农家肥怎么用、怎么发酵，使化肥的人他不知道这个。”

　　在这里租地种菜的高红伟说，现在真的很难找到一个农民“会”种菜，“我当初找人种菜，跟人家说，不用化肥、不用药、也不用激素，他们直摇脑袋说‘不会种’，你这是说着玩呢吧。现在我雇的人，也是经过一年的运作，再加上给他们做工作，才让他们思路转变的。而且我只买粪，他们也没有化肥可上。”你看现在有些农民化肥和粪是搭着用的，其实是已经认识到了，都用化肥的话，地会板结得非常严重，下一拨儿种的时候会很麻烦。

　　■观点滋生特供的权力土壤□许斌　　所谓“特供”，指特别供给。“特供”起于稀缺。没有稀缺，就不太可能有“特供”。

　　稀缺分自然稀缺与人为稀缺。自然稀缺，如奇花异石，真正的西湖龙井茶等，几乎非人力能改变。人为稀缺，又分为两种，一种主要为市场行为，由商家刻意制造、平空增加，如限量版的名车、名包以及包含有吉利数字的手机号码等;另一种，则是公权力因素导致物资供应量减少，原本不应该稀缺的东西稀缺了。

　　譬如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导致了生产、生活物资全方位稀缺;“重积累，轻消费”政策未必促成国富，却真的导致了民众赤贫，一般民众的购买能力稀缺;不合理的土地管治制度导致炒房成风，房价高昂;产品安全体系到了崩溃边缘，房子可能是“豆腐渣”，食品可能含致癌物资等，形成另一形式的物资稀缺。诸如此类。与公权力挂钩的“特供”，便是“权力型特供”。

　　“权力型特供”之所以如此令民众深恶痛绝，不仅在于特定部门、群体挟权力之威对特定物资的强行占有，更在于当社会以权力为中心，必然运行成本高昂，管理混乱，许许多多且越来越多不应该稀缺的、为民众生活所必需之物，将不断被稀缺。

　　这本来是一个物资极大丰富的时代，市场上的食品，应该是充足、安全的，而现实却恰好相反，竟成为了稀缺资源，真是整个社会的大悲哀，是被稀缺现状在局部环节上的一个投影。

　　权力生稀缺，必然的;权力又生“特供”，亦必然，并形成恶性循环。

　　“权力型特供”可能赤裸裸地张扬权力，譬如规定官到何种品级，能够享受何种明显无公共必要性的超国民待遇;也可能是间接的、隐型的，表面上看通过市场竞争，却因为社会被权力主导，主要资源集中于权力拥有者之手，最后胜出的，只可能是他们。

　　(文据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