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经济学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离婚有时候投入大于产出，有时侯又令人血本无归。到底，该炒股还是该离婚?
“离婚是对不良资产的剥离”?
最近，一位44岁的妻子因为嫌丈夫已有20年使用期买的豆芽有点儿粗，便拉着丈夫去离婚但不到10分钟又复婚。在原因一栏，他们填上了“性格不合”这个抽象名词——逃离婚姻的中年人越来越多地消除了对离婚的恐惧，信奉海伦·罗兰的话：“恋爱是追求;婚姻是追打;离婚是追问。”
“当‘合伙’的预期收益超过保持独身或继续寻找配偶所担负的成本时，个人便会选择结婚。”诺贝尔奖得主加里·S·贝克尔如是说。那么，离婚者或许只是想改变和生活的交易方式——婚姻市场的资产重组频率正在加快：虽然共有家庭可以获得规模经济，但爱情如房价般高起，婚姻比股票风险还大，更多人考虑在被套牢前赶紧平仓。芝加哥街头的广告牌说“生命苦短，快离婚吧”;中国的熟男熟女则说“离婚是对不良资产的剥离”。
离婚者要达到目的并不复杂：乌干达人只需杀掉一头牛;尼泊尔人只需在伴侣枕头下面放上两颗槟榔;而新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后，中国人离婚的过程不会超过20分钟。
离婚者要考虑的问题却很多：为了离婚，传媒大亨默多克付出了14亿欧元，政治捐款人萨珀斯则付出了10亿美元——对已婚的中年中产来说，他们往往要削减多至50%的资产，来换取虚无缥缈的自由。
100年前，康有为说，男女之事，但以徇人情之欢好;100年后，《中国式离婚》中的刘东北说，婚姻法应明确规定，婚姻期限不应超过三年，好了再续三年，不好拉倒。中国人显然已经提高了婚姻的抗灾能力。
不做老婆的机会成本
袁藤是个文学女中年，不做老婆已6年。
结婚10年，吵了5年，每次在离婚的关键时刻，她却下不了决心。这么富足的生活，没了丈夫的经济支持，怎么过呢。还有孩子，上小学了，很可爱也很懂事，怎么舍得她没有完整的家。
直到另外一个女人出现，替她割裂了这段鸡肋般的婚姻，袁藤竟然有一种落地的踏实感。
几天后，她和丈夫办了离婚手续，这段婚姻唯一的印痕是一家创业阶段的工厂。来不及多想，她把所有的精力投入进去。甘苦自知。
意外的是，这一年袁藤觉得很幸福，比从前幸福。
如同亦舒《我的前半生》里的失婚女主人公，N年后，袁藤从家庭主妇转身为统领某大型集团的女强人，感情是不可靠的，物质却是实实在在的。
上世纪80年代，作家谌容有一篇小说《懒得离婚》，生动描绘了当时大多数人的婚姻状况：凑合。30年前的漫长岁月，婚姻于国人更多的是经济扶助、保险、养老等功能，即使感受不到婚姻幸福，也只能勉强维持。
在中国迅猛增长的离婚队伍里，顾虑更少的年轻人和婚姻投资高手是发现错误即终止的主力军。以经济学角度看，如果投入太多，收获太少，就会产生亏损。婚姻也一样，当一方没竞争力时，以为可以不计亏损，继续硬撑，最后只有受伤的份。
离婚的情绪消费学
2009年6月，新中国60位品牌女性揭晓，杨澜再次入选。这位美貌知性的前主持人早已把自己打造成一个金字招牌，但谁也不能忽略她背后貌似平庸的推手兼丈夫吴征——这个含金量如此高的婚姻是一场成功的商业双赢。
在这个“情绪消费时代”，女人们不再为了工具性的理由而婚——重活有人扛着、天塌下来有人顶着，如同一个单靠着自创品牌就足以发展出傲人业绩的公司，不需要另一个副牌来撑场面。
婚姻的情绪消费学，在哲学家的身上也如此地淋漓尽致。娶一个女人，这项经济行为不亚于买一栋按揭二十年的豪宅，除了结婚的礼服、酒席、婚房、家具，还有妻子和未来的孩子的一大部分日常花销。
当年张爱玲与胡兰成相恋，张爱玲的稿酬高，但是她仍故意象征性地问胡兰成要了一些钱，做了一件皮袄，穿在身上。“因为世人都是丈夫给妻子钱用，她也要。”
在婚姻里完全具有“情绪性消费”能力的女人其实并不需要男人的供养，她们只是需要这种感受。然而，准备要供养心爱的女人，这是男人古老的骄傲。
■延伸阅读
走婚的摩梭人
每当夜幕悄悄降临后，这个家庭中成年男人们就出去了，他们当中有各位舅舅、哥哥、弟弟，各奔东西南北，去自己的“阿夏”家。对方的姐妹们在家中等候自己心中的“白马王子”到来。她们特别忙，母亲更是双肩重担，既要打点舅舅和兄弟出门又要照料家中老母和姐妹，还要接待自己的“阿注”丈夫来幽会。
在这里不存在“第三者”，也不存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更不存在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说法。男人、女人各住各的家，你不靠我养，我不靠你活。
摩梭人根本不存在离婚、寡妇、子女无人抚养、财产继承、流浪儿等等社会问题，他们有自己的性爱观念与道德标准。
他们结合是自由的，两厢情愿的，离异更是无瓜无葛，不会发生任何纠纷。结合并不是以谋生为目的;离异也不会危及谁的生存，经济再富裕也不会为彼此结合稳固构筑可靠的基础。“走婚”在摩梭人家庭结构中的事实，是当代人无法想象的，实行自由“走婚”其奥秘在于母子们无后顾之忧。
相关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