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邻日本

　　３月１１日的日本里氏９级强震之后，我们像对待任何一次灾难一样，内心再一次充满悲悯，却又五味杂陈，难以用三言两语表达对这个近邻的复杂情感。

　　山东与日本自古联系紧密。１９７９年，青岛与日本下关缔结为友好城市；１９８２年，山东省与日本下关所在的山口县缔结为友好关系。近年来，两省县在经济、旅游、环境保护、林业等领域实施了实质性的交流与合作事业。

　　他们与我们长相接近，甚至难分彼此，他们也使用汉字，和我们一样喜欢喝茶，与我们一衣带水，但是，经过了如此多的碰撞和波折，我们其实并不了解他们，或者说了解不够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你就站在我面前，我们却彼此陌生

　　各路媒体的报道，为我们展现了日本国民在超强地震之后的冷静、理性：在仙台市的一条马路上，人们集中在中间的绿化带避险，无一人占用两边的机动车道；在东京涩谷街头，大批市民排着长队打公用电话，整个过程平和、淡定，而富于效率……

　　“虽然一衣带水，但却是地球上现有的国家中离我们最远的一个国家。……你必须把它看作和美国、荷兰、毛里求斯一样的外国。”水均益说。

　　６０多年前美国学者罗斯·本尼迪克特在《菊花与刀》里描述道，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民族可以像日本人那样“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又文雅，既刻板又富有适应性，既顺从又不甘任人摆布，既忠诚不二又会背信弃义，既勇敢又胆怯，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而且这一切相互矛盾的气质都是在最高的程度上表现出来的。”

　　中国人对日本人的困惑不比美国人更少。民国元老戴季陶在《日本论》中写道：日本把中国放在手术台上、显微镜下观察了几千次，那么中国呢？

　　１９６７年，由日本前首相吉田茂撰写的、根据《大英百科全书》关于日本的卷首论文润色而成的《激荡的百年史》出版，旋即成为世界性畅销书。

　　如果就世界历史的大起大落、跌宕起伏的戏剧性“美感”而言，真不知还有哪个国别的历史，像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那样，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集中了悲喜剧的全部要素，演出了性格跨越两个极端的所有角色：从偏安一隅、向学大陆的小心翼翼的学生，到蔑视群小、惟我独尊的亚洲“优等生”；从签署城下之盟、被迫开国的封闭岛国，到黩武的屠夫、霸道的列强；从一片瓦砾、民生凋敝，到经济腾飞、国富民强。没人否认日本民族的勤勉和智慧。

　　就性格而言，吉田身上有明显的日本标识：即使在整个列岛都被战败击垮的时期，吉田的生活也依然未脱和式礼服、雪茄、手杖、高级坐骑的模式，这既是与生俱来的“贵族趣味”，也是其生命的“形式感”。可另一方面，他又具有超常的审时度势、见风使舵的能力，其精明、机敏的现实主义，甚至到了堪以“实用主义”来形容的地步。

　　１９８９年，索尼公司创始人盛田昭夫和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合写了《日本可以说不》，轰动日本。《说不》出笼之时，日本人正处在得意洋洋的极点。所谓“日本模式”甚嚣尘上。连美国人也在怀疑亚当·斯密那一套到底还灵不灵。一个简单的比较：当时日经指数是４万点，道·琼斯不足三千。“不”字的话音未落，日本就进入了连续十年的衰退。今天，日经指数是９６８６，缩水至不足那时的四分之一，道·琼斯却差不多四倍于当年。《说不》声称，日本在半导体集成电路技术上领先美国５年，且断言这个领先还会继续扩大。可按林思云的说法，今天日本反而落后了５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从仙台到京都，从鲁迅到周恩来

　　据可靠消息，此次地震，距离震中最近的仙台，鲁迅纪念馆和鲁迅雕塑未受损。

　　中国人对仙台一点儿也不陌生，从收入中学语文课本的鲁迅文学作品《藤野先生》中就知道了它的名字。当时的仙台拥有１０万人口，是日本一个中等城市。仙台享有“森林之都”的美誉。当时市内还存有林木繁茂的武士住宅，如今还有一部分保存着。

　　当年鲁迅学习的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现在已经成了日本东北大学的医学部。东北大学校园里还保存着原样修复的当年鲁迅听过课的阶梯教室，校园内还有鲁迅铜像。鲁迅纪念馆是一间约２０平米的木房，内饰为教室模样，墙上挂有鲁迅的成绩单。

　　１９９８年，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日的时候，特意到仙台，在鲁迅常坐的座位上坐过，感慨良多。他还写了一首题为《访仙台》的古体诗：“丹枫似火照秋山，碧水长流广濑川。且看乘空行万里，东瀛禹域谊相传。”

　　仙台往西南数百公里，日本京都市西郊的著名风景区——岚山山麓的龟山公园，１９７９年设立了一块周恩来纪念诗碑，镌刻有周恩来１９１９年４月５日游览岚山时吟出的一首题为《雨中岚山》的诗：“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娇妍。”２００７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访问京都时，曾在此碑下长久驻足。

　　１９１７年，周恩来东渡日本留学，临行前赋诗：“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日本曾是中国一代仁人志士寻求真理的所在。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日两国互为老师，互为学生，又互为敌人。中国人对日本和日本人的看法一直是很复杂、很多面的。郭沫若当年留学、旅居日本２０多年，虽有日本美人相伴，却也深感日中两国人民之间的不了解，“中日两国互相轻蔑的心理，好像成了慢性的疾患，真是无法医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