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正是贾宝玉和西门庆的最大区别
本刊专访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著名红学专家马瑞芳
“《红楼梦》改编成影视作品，台词照搬原著，我认为照抄多少都不过分。”７月１３日，接受本刊记者专访的山东大学教授、知名红学专家马瑞芳说。那么在她的理解中，《红楼梦》表现了怎样的女性意识？和１９８７版《红楼梦》相比，新版《红楼梦》有什么特点？《红楼梦》里曹雪芹笔下的薛宝钗们又有怎样的女性主义隐喻？
《齐鲁周刊》：您怎么看《红楼梦》等名著改编成影视作品的现象？相比８７版红楼梦，您认为新版《红楼梦》有什么特点？
马瑞芳：名著改编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但在中国影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部作品像《红楼梦》那样受到青睐。据粗略统计，自１９２４年以来，改编自小说《红楼梦》的各类影视作品超过了２５部。比如１９２０年代梅兰芳先生的《黛玉葬花》、《千金一笑》、《俊袭人》三出戏，上世纪５０年代，越剧版《红楼梦》等等，所有改编依靠的都是《红楼梦》这本书。
重新改编名著，有点儿出格，有点儿“新”行不行？我觉得，编剧和导演可以尝试，学者也该多加宽容。新版《红楼梦》第一集太虚幻境、石头来历、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可以算是对８７版的补充，其实８７版也拍过，但是后来删掉了，补充的这些都是原著的精华。
《齐鲁周刊》：您曾经说，看了新版《红楼梦》前两集后如释重负，新版人物对话几乎从小说《红楼梦》照搬。您认为这是否是忠于原著？有没有更好的表达方式？
马瑞芳：这是忠于原著最基本的形式吧。现在它的很多台词和旁白甚至都是曹雪芹的原话。所以看了之后我分别给王扶林和红学朋友发短信：可以放心了。
对于观众来说，可能觉得不好看，但是对于红学家来说，照搬多少都不过分。虽说尊重了原著，但我也在公开场合说过，演员造型不好，会影响演员的发挥，大大削弱了人物的表现力。
《齐鲁周刊》：从《大明宫词》、《橘子红了》，到《红楼梦》，李少红竭尽全力把文化符号往她的女性角色上套，把她的男性角色脸谱化。可以体会出强烈的女性主线表达欲望，您怎么理解女性主义的诉求？
马瑞芳：我理解的女性主义，所要消解的正是假想出来的“男性美学”、“男性文化”、“男性话语”……它们统而言之地称之为“父权制”，它们只“表达了一个性别，只是男性利比多机制的投射，女人在父权制中是缺席和缄默的”。男性统治的存在意味着暴力、压迫和毁灭，因为它否认女性经验的中心性，强化了男女之间的不平等。而父权制最基本的特征是所谓的“二元对立”（如中国的阴阳、乾坤、天地、父母等），而“二元对立”就意味着男女的不平等，意味着男人控制女人的等级制，意味着女性总是被符号化、形象化、边缘化。在这样的父权制社会里，一切都以父权制为标准，妇女不能成为文化的创造者，女性只能成为文化的消费者。
《齐鲁周刊》：《红楼梦》里，女性角色占了很大的比重，您认为原作者是怎么考虑的？从红学研究的角度，您怎么看？
马瑞芳：男尊女卑更是封建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曹雪芹鄙视代表封建社会秩序的尊卑观念。在这一点上来说，尊重女性是社会文明的标志。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就是突出地表达了作者这一颠覆性的思想。这也让人把贾宝玉和天下第一淫人西门庆之流决然区分开来。
《齐鲁周刊》：《红楼梦》您认为在某个角度上，《红楼梦》原著是一部表达女权主义的书么？典型性人物是谁？
马瑞芳：红楼梦女性主义比较明显，但是否女权我不好说。实际上《红楼梦》这是表达的曹雪芹的观点，他曾经说“小才为善”，他遇到的闺阁中人值得写、很有必要。其实薛宝钗、林黛玉都是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不过一个是生活、世俗化的，另一个是诗意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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