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把魔爪伸向孩子？(2)
明明是他杀害的孩子，为什么他会认为他和被害的那些孩子一样死不瞑目？
一连串的案件发生后，人们开始探讨人性的幽微。
郑民生行医近二十年，在旁人眼中“很漂亮”，经常为邻居老人免费义诊。——这是南平案后，和“郑民生生活不如意”一同被媒体屡屡提及的细节，一切似乎指向外部诱因：不公正的待遇、长期压抑的心灵、局促的人生空间。他们似乎也是“弱者”，也是这一连串悲情案件的“受害者”。人都有向善的冲动，特别是对社会的弱者会有某种奇异的宽容。
南平案二审的时候，郑民生表示，自己也是悲剧，肯定会被判处死刑，但如果没有查清原因，他和被害的那些孩子在地狱中也不瞑目。
明明是他杀害的孩子，为什么他会认为他和被害的那些孩子一样死不瞑目？专跑去学校行凶就为了泄愤？为什么选择的是孩子？
“他骑着电动自行车，载着四五个七八岁的孩子，在路上玩。路边拐角处杂货店的女老板也记得，孩子们像八爪鱼一样紧紧抓住郑民生，他们的笑声在暮色中很响亮。”但人们不应忘记，就是这样一个男人选择在仲春之初的一个上午手持尖刀屠杀了１３个稚嫩孩子的生命。”“多杀一个赚一个”这是一位疯狂复仇者的犀利表达，他对社会已毫无眷恋并企图让更多人与其同归于尽。
人性极为复杂，理性人本身就是一个神话。善恶一体的人性，正如希特勒那样一面欣赏瓦格纳的歌剧痛哭流泪，一面毫不犹豫地把千万犹太人送入毒气室。
“此前的每个清晨，孩子们醒了，我们还睡着，现在孩子们睡去了，我们还不该醒来么？当一个魔鬼在学校门前掏出砍刀，谁该冲上来？”一位网友在微博中追问。
人人都应免予恐惧：任何情况下，孩子的安全最重要
文明社会的准则之一是：人人都应拥有免予恐惧的权利和自由。
某媒体讲到一个故事：一位正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国内某大学教授应邀回国参加一个会议，就把读高中的儿子一人留在美国。他正在国内开会时，突然接到儿子打来的越洋电话。原来教授回国之事被儿子无意中告诉了同学，同学的家长立即报警。于是儿子被指定安置在另一社区。很快，社区管理员给教授打来电话告知：限其在规定时间内回美接受调查，否则将以虐待罪起诉。教授在电话中反复说明会议如何重要，一时赶不回来，对方以不容置疑的口气告之：记住，任何情况下，孩子的安全最重要。
胡琼是名“武林高手”，被一名私企老板看中，聘请其为老板６岁女儿做私人保镖，月薪万元。他的工作很简单：保护老板女儿上学放学。
每天７时，胡琼准时来到老板家门口等候。７时１０分，老板带着女儿出来，把车钥匙与女儿一起交给胡琼。胡琼打开汽车后座门，让老板女儿坐在驾驶座后面，然后自己坐上驾驶座，发动汽车，锁上车门。１５分钟后到学校。下车，以一个练武人特有的警惕观察四周的环境，确认安全后打开后车门，抱老板的女儿下车，让老板的女儿走在前面，自己继续警惕地观察四周。老板的女儿走进校门，胡琼在学校门口待三分钟，确认她已经走进课室，回老板家门口，老板出来接过汽车钥匙。１７时，胡琼再准时到老板家楼下，用汽车把老板女儿接回。
这是近期频发的校园安全事件后，一个看似荒谬的缩影。但不是人人都能雇得起“武林高手”。
一位治安研究学者分析说，我们原来的治安体系是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上的，在政法系统之外，还有单位和街道、居委会、联防构成的治保体系，把绝大多数人纳入这个严密的网络之中。
很多人大声疾呼，希望能够建立起防患于未然的心理干预机制和对有精神病史人员的监管机制，这些都有必要。但是从根本上讲，要保护广大未成年人的安全，给他们营造一个安全的成长环境，需要社会为其做“法律假设”。只有全社会都树立起了对孩子的“监护意识”，才能使孩子的安全不“留白”，校园惨案才不至于频频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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