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代表我们？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滥觞于西方的公共知识分子思潮，其实是对当时西方社会知识文化商品化、人文精神失落、传统道德式微，以及知识分子社会责任感丧失等异化现象的一种反抗。
朱学勤说：“真正的知识分子都是悲剧命运的承担者……他们要提前预言一个时代的真理，就必须承受时代落差造成的悲剧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说，时代需要悲剧，知识分子更需要悲剧。”他们不是真正推动历史进程的人，却能够做到“心忧天下”，究竟谁能代表我们？他们算不算？
法学家——
贺卫方：法学界的“守门老鹤”
１９９８年初，一篇署名“贺卫方”的文章《复转军人进法院》在《南方周末》刊登，自此，贺卫方从大众传媒的层面更多地进入公共视野。
贺卫方网名“守门老鹤”，作为知名法学专家，他本身的确守护着司法的尊严：２００３年５月２３日，贺卫方、盛洪、沈岿、萧瀚、何海波５位著名法学家以中国公民的名义，联名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孙志刚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提请启动特别调查程序，加速了中国政府废除旧有的强制收容制度的步伐。
如果说在司法改革大潮以及“孙志刚事件”中，贺卫方是个声嘶力竭、摇旗呐喊的斗士的话，那么他的《关于本人暂停招收硕士生的声明——致北大法学院暨校研究生院负责同志的公开信》，他则采取了一种更为公开也更为柔性的表达策略。
面对疏于学术的指责，贺卫方认为自己身上折射出了在当下中国急剧转型的时代一名知识分子所肩负的社会责任与学术追求的“合理冲突”，贺卫方的摇旗呐喊，对司法进程的进步有着比学术论文更为明显和深刻的影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种“合理冲突”也许正是我们今天的社会所稀缺和迫切需要的。
艺术家——
陈丹青：我是一个愤青
艺术家陈丹青以思想开放、言辞犀利著称，相较于《退步集》及其“续编”，他的《荒废集》依然保持着敏锐多变的观察视角。
自美国回国后，陈丹青以艺术家的身份频频介入公共事务，２０００年，他被清华大学特聘为教授兼博士生导师，在这个令人艳羡的位置上，他却始终不能适应当前“学术行政化”的教育体制，他不想被不知不觉地异化，于是选择离开。
陈丹青痛陈艺术院校考试的不合理：“现在的艺术教育充斥课表、硬指标、分数线、选修课可是上不见人文精神下不见常识学生无所适从没有方向没有主见只能弄些小花样做做表面文章”。他认为对经典大师“虔诚的阅读才是深沉的纪念”，他对国学的狂热不以为然，“煽动孩子闹国学就是闹革命。”
陈丹青的世界始终开着一扇窗，面对纷繁世界做出清晰而敏锐的表达。对艺术的思考已渗透到整个社会与时代的大背景中，而真切的表达有时正是这个是会如此或缺的。
历史学家——
吴思：什么是血酬定律？
１９８２年，吴思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下属的《中国农民报》，在那里一呆近１０年。在当记者期间，有件事触发了吴思向历史中探寻根源的动机。中国社会在正式规定的各种制度之外，在种种的明文规定的背后，实际上存在着一个不成文的又获得广泛认可的规矩，这是一种可以称为“内部章程”的东西。恰恰是这种东西，支配着现实生活的运行。吴思把这种“内部章程”称为“潜规则”。
在“人人心中之所有，人人笔下之所无。”的领域，吴思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一部《血酬定律》赤裸裸地揭示着与公开宣称的堂皇原则相悖，并在实际上支配着中国社会运行的规则。吴思主编的《炎黄春秋》的存在，正是一朵不妖不艳，散发着独立的气息的花朵。“忠于史实”是它的品质。
吴思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历史学家，他只是看透了社会运转的密码，并且说了出来。
经济学家——
吴敬琏：中国经济学界良心
吴敬琏曾经被指责为美国间谍，透露中国的重要经济数据ＣＰＩ，后来该指责被澄清。他提出中国股市“赌场论”，主张维护市场规则，保护草根阶层生计，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良心”，是媒体和公众眼中的学术明星。在２００７年３月参加政协会议期间，他发表了一系列言论，从反对春运铁路票价不上浮到主张城市拆迁不应按市场价补偿等等，他的评论引发了很大争议。
１９９７年之后，吴敬琏认识到中国仅有市场经济是不够的，他的注意力开始转向法治和宪政。２００２年，他和法学权威江平教授在上海成立了法律与经济研究所，致力于推动中国转向“法治的市场经济”，也就是人们通俗而言的“好的市场经济”。
“他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的高贵品格，是年过七旬仍然能保持童真和率真的经济学家。”不难看出，很多人对他的评价都充满溢美之辞。在许多人的眼中，吴敬琏确实是一位值得让人尊敬的人。
“不过，一个有良知的人，一个睿智的经济学家，是很难真正平静下来的，他注定在中国经济舞台上显示其独特价值。”一位与吴敬琏相交多年的人如是说。
传媒人——
胡舒立：最危险的女人
她被美国《商业周刊》称为中国证券界“最危险的女人”；而国内媒体又公认她是最具影响力和最有个性的媒体女性，比较著名的有：“基金黑幕”、“银广厦事件”等报道。
她常年工作在一个高对抗性和风险性的职位，她最大的贡献是，“最早系统化地引进现代新闻理念，并且不遗余力地实践和推广”，由此，正如她自己所希望的那样，不仅是历史的记录员，而且“推动社会进程”。
人们津津乐道于胡舒立的“关系网”和《财经》杂志的“背景”，但也不会忘记，它在混沌的中国媒体市场中为有理想的新闻人树立了专业主义的标杆。胡舒立本人更是痛恨情绪化的报道，她总是不停地告诫记者：事实！事实！事实！
她坚定地认为，只有独立才会产生公正，而公正才会获得认同。正是保持了这样一种独立精神，舒立和《财经》赢得了广泛的声誉，无论是在她的支持和拥护者中间，还是在她的批评对象身上。舒立带领她的团队改变了很多媒体“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的传统，以新闻人的独立姿态向外界传递：苍蝇和老虎只要是坏的就要一起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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