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长赶考进行时(3)
本刊专访——
何中华:我们该如何当爸爸
4年前,麦子的一篇《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引起多少共鸣,一个农家子弟经过18年的奋斗,才取得和大都会里的同龄人平起平坐的权利,可以说是一代人的真实写照。
家庭伦理让中国父亲们为子女操心成为本能,尽管是通过非公平的手段取得的,但如果大局如此,谁能清者自清?就此本刊记者采访了山东大学著名教授、博士生导师何中华先生。
□本刊记者 王欣芳
“富得快后遗症”
《齐鲁周刊》:最近网上热炒的杭州飙车撞人事件中,肇事者胡斌及其父母的出格行为让这一交通事故迅速上升为公共事件。您的看法是?
何中华:这个胡斌,在出事后的第一反应是请家长用钱摆平。在他的潜意识里,钱是万能的——就是我们常说的拜金主义。这在年轻一代,特别是富二代中其实是一种普遍观点。我认为,这是一种“富得快后遗症”。
《齐鲁周刊》:富得快后遗症?
何中华:西方用百年时间完成他们的现代化进程,而我们只用了短短几十年——我们普遍认为这是一种奇迹。但是我们忽视的,是与经济相适应的上层建筑问题。你们年轻人不是有一句话吗?“我们走的太快,灵魂都跟不上了。”放在这里也同样有用。暴富之后的满足感麻痹他们的人格不健全。
《齐鲁周刊》:在杭州事件里,似乎并不是只有金钱的因素。胡斌的母亲是政协委员。
何中华:从一定角度说,这也是“富得快后遗症”。
说实话,我们丢失了传统的精华,而传统的弱点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消除,比如特权。再加上现代金钱等观念的冲击,我们又同时具备了现代的弱点,比如拜金。我们急于追赶,搞经济建设,但是人格成长环境,包括软、硬两方面,却是相对滞后的,当这些弱点汇集在某人或某事上集中爆发时,我们就不可避免的感受到强烈刺激。
好爸爸还是拙爸爸?
《齐鲁周刊》:其实现在“好爸爸走天下”的现象并不少见。社会对孩子的考量已经开始为家长所承受。这对孩子的成长有何影响?
何中华:这种关爱在当事人看来肯定是必要的,家长都希望孩子好嘛。但是从社会角度看,家长耽误了孩子与社会的磨合,其实是耽误了孩子的成长,孩子难免缺乏独立性。另外,这种关爱的方式往往以牺牲道义上的正当性为代价,它的消极影响也许不是短时间内能被感知的。
《齐鲁周刊》:您也是一位父亲,您与儿女如何沟通?
何中华:说实话,我跟女儿有很大的代沟啊。社会巨变,我们的人生经验几乎没有交集,也就缺乏推心置腹对话的基础。其实,家长都知道,自己有与孩子沟通、伴他们成长的责任,但实际上,很多家长缺少负责任的能力。我们不知道该怎样与孩子沟通,家长尽可能的给孩子帮助,原来也是好意。只不过有时候弄巧成拙了,而且还是“大拙”——耽误了孩子与社会接轨的进程。因为事事都“替”孩子做出安排,往往妨碍了他们的真正成熟。
我们不能永远推迟这种“开始”
《齐鲁周刊》:富二代的问题广为社会所关注,富二代的某些行径也让人们看不惯,他们该如何承担顺延的财富和社会的责任。
何中华:要先从富一代说起。
富人是强势群体,在某种程度上讲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我们不能一概否认这一阶层,但富人整体的形象是有些负面,他们的财富收入与社会责任不成正比。
这是一种责任的缺失,归根到底与人格养成的滞后有关。履行社会责任只能来自责任感的自觉。这种自觉离开了浓厚的道德意识,是不可能被唤醒的。说实话,我们以往在此方面总缺乏必要的紧迫感。眼下社会上出现的种种人们不愿看到的消极现象,应该成为全社会警醒的一个契机。人格的养成恰恰在我们的争论、声讨中被无限期的推迟了。我们叫嚷着开始,却迟迟没有拿出切实行动,这大概是问题的症结之一吧。
《齐鲁周刊》:您认为这种“开始”要如何开始?
何中华:先来一剂猛药吧。应该考虑整个社会在制度安排层面上加强约束,强迫人们向善,再经过几代的传承,让规则变为行动的自觉。知识可以从娃娃抓起,人格也是。这种人格的养成已经刻不容缓,但重要的是必须从现在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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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大学招生丑闻一览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04年7月,广西一位考生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录取,但附加条件就是必须交10万元,否则领不到录取通知书。
兰州铁路第三中学
2004年8月,兰铁三中以“想让孩子上大学,就得交3万元赞助费”为由,向学生家长强行索要“赞助费”,否则不发录取通知书。
西安财经学院
2004年8月,西安财经学院向一些学生家长收取3万元人民币,其中包括分数过线的学生,否则不予录取。
兰州理工大学
2004年9月,兰州理工大学向被录取的内蒙古考生苗立新收取3万元费用,然后发放录取通知书。
陕西省铜川市第一中学
2009年5月,陕西铜川一中以新校区主要解决市委、市政府工作人员子女就读难的问题,只招收公务员子女,引起舆论质疑。经媒体曝光后,铜川市教育局称,正在设法纠正这种不合理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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