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国忠：只有通胀，没有钱荒

　　本刊专访——

　　如今，描述中小企业境况用得最多的词语除了“用工荒”，便是“钱荒”，“钱荒”已经成为业内的焦点话题。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却称，目前中国没有钱荒，只有通胀。他称，今天“所谓的货币短缺反映了过去过度的货币需求，这是货币政策过于宽松的结果，如果迫于压力改变紧缩政策，可能触发恶性通货膨胀和社会动荡”。

　　不要用放大镜观摩中小企业的钱荒

　　近来，中小企业破产，并且引发就业危机的现象在社会上得到广泛关注，许多人将其归因于当前紧缩的货币政策。谢国忠却认为，以上两种表述都不正确：“有关中小企业因为紧缩而破产的论调根本不合逻辑。和大企业一样，中小企业应当可以盈利。如果它们无法获得新的贷款，可以维持当前的业务，推迟扩张。如果中小企业因为无法获得新贷款而破产，这就意味着它们是不赚钱的，只能依赖不断的借贷留在行业中。”

　　与谢国忠的话相印证，过去的三年里，许多沿海民营企业已从制造业转向金融投机，其制造业资产已经变成了融资工具，借来的钱已流入银铜市场或股市。而这些资产近来价值下跌，对企业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中小企业面临融资一向困难，需要更高的资本成本。目前，国家限制对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的信贷供应，中小企业只能借助灰色市场进行融资，面临极高利率。这正在给中小企业造成更大伤害。因此，谢国忠称为了帮助中小企业，政府应当转向提高利率的政策，向所有合格企业发放信贷。

　　另一方面，谢国忠认为“就业危机”只是唬人战术。中国面临手工劳动力短缺，那些搬到内陆的沿海出口企业已发现当地也存在劳动力短缺问题。“30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对中国劳动力市场有很大影响。即使许多中小企业倒闭，中国也不会像十年前那样面临就业危机。”

　　当然，谢国忠承认中国的高校毕业生面临就业问题。但他指出，在当前模式下推动增长并不能解决问题。目前的增长模式有利于蓝领工作，因为建筑业和制造业一直在领先。要为大学毕业生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中国应该更加导向消费和服务。这需要结构性改革，而不是宽松的货币政策。

　　在追求增长之前，先调整增长类型

　　“GDP增长在中国已成为了一种宗教，增长也自动被假定是好的。”谢国忠说，目前的增长模式通过房地产市场、税、费将资金流向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将钱花在他们认为值得的项目上，资金通过这些项目流向了家庭部门。但钱在到达工人手里之前，大部分都被中间商拿走。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名义GDP翻了一番，大多数人在过去四年没有觉得生活更好的原因。

　　其实，房地产和食品一向是人们所能感受到的冲击最大的两个领域。如果房价是家庭年收入的20倍，生活不可能特别宽裕，当工资上涨10%到20%时，人们也不会明显觉得改善，生活不会有多大差别。高房价扼杀了中产阶级的希望，这一切都是为了增加地方政府收入。

　　另一方面，食品安全危机应在政府挤压家庭部门背景下分析。一般人看到存款被通胀侵蚀，收入的增长跟不上食品价格的上涨。食品行业就通过非法手段将物价降到人们的收入水平。“从原材料如猪肉，牛奶到加工食品如瓶装水和餐馆用餐，危机影响到中国大多数人的生活，这可能是对中国社会稳定最大的危机。”

　　过去十年间，煤炭价格已上涨了10倍，是名义GDP增长速度的2倍，其他资源像铁矿石，价格增速如出一辙。谢国忠认为，这意味着中国正在将越来越多的增长给了资源供应商，而将越来越少的利益留给人民。所以，如果中国继续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动当前的增长模式，越来越多的增长份额将会流向其他国家。如果不转变增长模式，增长本身不会像以前那样惠及大多数人。“因为通胀，现在还不是放松货币政策的时候。中国应当关注增长模式的改变，把更多的增长利益留在国内，更加均匀地分配这些利益。”

　　目前的紧缩是“用家庭补贴国企”

　　数据显示，中国家庭在银行的存款高达33万亿元。目前，存款利率跟实际借款利率或通胀率相比至少低了3个百分点，家庭部门实际上向债务人、也就是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补贴超过一万亿元。这相当于2010年国有企业利润总额的一半。因此，谢国忠判断目前中国的紧缩政策结构是以牺牲储户利益为代价。

　　而“低利率”使通胀预期维持高位且不稳定。中国企业的价格竞争曾经闻名遐迩，以任何借口提高价格似乎都很平常。然而，低利率让家庭部门很紧张，也使得企业提升价格的战略能够奏效，却无形增加了打击通胀的难度。因此，谢国忠认为中国抑制通胀应当从依赖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转向增加利率。前者对私营部门来说是不公平的，让中小企业的日子更加难过，并减少了家庭部门的财富。

　　“政府正在采取一些行政措施来冷却通胀。取消过路费，削减进口关税，限制企业涨价可以暂时降低通胀压力，但这些措施只能暂缓，并不能扭转这一趋势。”谢国忠强调，“如果把这些措施的冷却效果视为对通胀的胜利，并开始再次放松下来，一场灾难必将随之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