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你纳了多少税？
美国政治家本杰明·富兰克林的那句“这个世界上只有死亡和征税是确定无疑的”，几乎被奉为真理而在西方社会广为流传。
税赋无处不在，一些媒体报道美国福布斯杂志最近推出“税负痛苦指数”榜单，称中国内地“税负痛苦指数”位居全球第二。《人民日报》则刊文反驳，认为此指标科学性较差，不能反映真实情况，一时引发热议。
我们的税负到底是否沉重?2011，你纳了多少税?这些税款又用在了什么地方?
我们的税负重不重?
2011年9月，或许就连美国《福布斯》自己也未曾料想，该杂志2009年的一则“旧闻”——“中国税负痛苦指数世界第二，仅次于法国”，竟再次引发国内舆论的广泛争议。
关于税负问题的敏感与矛盾可见一斑。
官方很快予以回应，财政部有关人士认为，福布斯所提的税负痛苦指数在反映税负高低问题上存在缺陷。该负责人同时表示，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口径，2009年的宏观税负为25.3%，低于当年世界各国36.4%的平均水平。从而得出结论，中国目前的宏观税负水平并不高。
这个结论似乎并没有为大众所接受。而且，财政收入结构的复杂，也让统计变得繁难，即使是来自官方的统计，也会因为统计口径的不同而出现不同版本。
早在2010年《福布斯》发布的榜单刚出炉的时候，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肖捷即刊长文对“中国税负痛苦指数世界第二”的说法予以驳斥。他在文中指出，按照中国现行各类预算管理制度规定，并以2009年数据测算，中国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为17.5%;加上政府性收费和基金等非税收入，宏观税负约为30%(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占4.2%，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占3.8%)。
而根据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的匡算，中国全部政府收入占GDP的比例在34%左右，高于发展中国家适度税负率18%～25%的范围。
周天勇曾专门研究财税体制改革，他所指的政府实际全部收入，除公共财政收入之外，还包括收费、罚没、土地出让金、探矿权和矿产开采权拍卖和出让、社保费、国有企业上交利润、彩票发行等等方面。
“所有这些全部算上，占GDP的比重或达34%～35%，这个比例负担确实太重了。”周天勇说。
事实上，在中国，除了两个法定的征税部门——税务局和海关，工商、环保、质监、公安、海事、城管等众多部门也都有各自的形形色色的行政性收费名目，这部分的支出不仅名目繁多，而且负担沉重。
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根据最近的统计测算了一下，“中国今年的预算内和预算外财政税收全部加在一起，大概是GDP的35%。”
由此可见，民间的测算与官方的数据相差甚大。
高培勇倾向于用较宽的口径与国际作比较，得出的结论是：目前，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虽不算低，但绝不是世界最高的，低于工业化国家平均水平。
仅从统计上看，中国真实的税负水平究竟是多少，税负水平究竟有多重，成为了“罗生门”，民间与官方之间很难达成一致意见，争论从未曾停止。
然而，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在过去的那些年，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长远远高于GDP、企业利润和居民收入的增长。这个趋势必然使国民收入的分配越来越向政府倾斜。
“自1994年之后，在税收收入增长持续快于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宏观税负水平肯定会呈现逐年提高的景象。这是必须承认的基本事实。”高培勇说。
根据陈志武提供的数据，仅以预算内财政税收算，1995年的时候，中国的财政税收相当于GDP的11%，而到了2010年，则已经相当于GDP的21%。在过去15年里，中国的税负越来越高，相对的财政税收负担几乎翻了一倍。
他作了一个换算：2010年的中国财政预算内税收相当于同年4.3亿倍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14亿倍中国农民的人均收入。
这一换算相当直观地反映了人们的税负感。如果此时，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水平没有随着税收的增长而相应提高，后果可想而知。
怎样减税才合理?
“收入越高的人，流转税的税负越轻，这极易导致不公平，加剧贫富差距。”
结构性减税已经成为一种共识。
但在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看来，“现在进行结构性减税，并不是认为税负过高的这帮人胜利了。这只是一种财政的手段，是为宏观大局服务的财政手段。”
如果说税负是否过高尚无定论的话，那么，以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为主的流转税体系所导致的税负分布不均衡、税制结构不合理几乎已无争议。
在1994年的税制改革中，国家财政十分紧张，财力匮乏，于是在税制的设计中选择了较易实现收入的流转税为主体，突出了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的地位。
仅以2010年为例，增值税占去了全部税收收入的39.5%，消费税和营业税分别占比 9.9%和14.4%。
流转税的特征是在生产至销售的整个过程中环环征收，过于倚重流转税带来的弊端是，税赋或许会重复征收，并在最后进入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成为影响物价的重要因素之一。
由此，改革流转税为主体的税收格局，亦是控制通货膨胀、调整经济结构转型所需。
对于缩小贫富差距来说，“富人的消费占财政收入的比例是比较低的，而现在我们主要的税赋是对消费征收，而非来自于收入环节。”中国社科院财贸所税收研究室主任张斌举例，一个月入1000元的人，基本生活消费需支出800元，流转税赋以10%征收为80元，占收入比为8%;一个月入一万元的人，基本生活消费需支出5000元，流转税赋以10%征收为500元，占收入比仅为5%。
“收入越高的人，流转税的税负越轻，这极易导致不公平，加剧贫富差距。”张斌认为，流转税的税负太重了，作为一个结构性的调整，应该降低流转税的税负。
作为官方的用语，“结构性减税”首次出现在了2008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彼时，为抵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作为配角，“结构性减税”在以增加政府支出、扩大公共投资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操作中扮演了辅助角色。
3年以后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结构性减税”取代“增支”成为了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心。
所谓的“结构性减税”，有别于全面的、“一刀切”式的减税，指的是为达到特定目标而针对特定群体、特定税种来削减税负水平。
虽然仍难言尽如人意，但在2011年，中国政府开始了密集的减税：2月25日，《车船税法》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原来“一刀切”的征收方法变成按排量大小分档计征，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9月1日，个人所得税法修订后，个税起征点从2000元调整为3500元，全国有6000万人不需缴纳个税;11月1日起，针对小微型企业的增值税、营业税起征点大幅上调……
其中，在整个税收体系中占比最大的增值税成为结构性减税的主要对象。
毫无疑问，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必将减轻企业的税负。但何时将全面推行仍是未知数。这意味着全国其他地方的服务业分享减税的成果仍显遥远。
“因为到现在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方案。减税的方向是肯定的，但减多少不知道;税改的力度也是肯定的，但具体到什么程度不知道。只能是一步步往前走。”刘尚希说。
从这个角度看，增值税扩围改革的脚步不可能太快。但此前一直停留于口号的“结构性减税”正在一点一点变为现实。
交的税去了哪?
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徐贲的税单，上网即能找到税款用途清单。一共有几项类别，每项数额多少，都详细到小数点后两位。
比如他2007年收到的地方政府产业税清单，一共三部分第一部分告诉他缴纳的房价比例部分产业税的总数是5251.98元。第二部分说明这些税的7项用途。一、郡3956.60元二、奥克兰市800.41元三、联合校区319.30元四、社区大学88.23元五、湾区捷运交通30.07元六、东湾公园31.65元七、污水处理25.72元。第三部分告诉他，他缴纳的708.02元固定财产税派了17项用途。例如，病人急救24.96元、图书馆79.00元、街道绿化和路灯111.54元、防止暴力犯罪88.00元、控制油漆等铅含量10.00元、市公共交通48.00元等等。
“知道个税起征点调高，我还是很高兴的。但说实话，即使减少了这点个税，也不会真正对我们的幸福指数有什么根本性的影响。真正让我感到压力的，不仅仅是高昂的医疗、教育、住房费用，还有我是不是能吃到放心的食物、得到正规的治疗，有机会让孩子接受好的教育。”
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教授提供的数据显示，在美国，同样这三项上的开支已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2009年全国财政收入约6.85万亿元，医疗、教育、社保就业三项支出占比仅14.9%。
剩下的钱跑到哪里去了?纳税人陈明想到了热火朝天的高铁、机场建设。“如果从高铁、机场削减几千亿投入到医疗教育、减税里去，会不会让老百姓‘快乐指数’真正提高呢﹖”此外，还有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公务会议、修建豪华办公楼和政绩工程、各种运动会、晚会，还要为各种行政错误埋单……
“这些疑问不解决，每当我看到完税证明上那句话’感谢您为祖国繁荣昌盛做出的贡献’，心情会久久难以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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