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子战争

　　１月３１日，２０１０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再次锁定“三农”问题。文件第１０条“提高农业科技创新和推广能力”，重点对种子及其农业科技进行了政策说明。

　　在我国，跨国公司的种子依仗其在品质、产量、抗病性等方面的优势，开价之高，难以想象，已然形成了“一克种子一克金”的局面。仅在“中国第一菜园”的山东寿光及其周边地区，国外公司每年通过销售高档蔬菜种子就能拿走６亿元人民币。

 

　　另一方面，当各类转基因产品一边遭受着普遍质疑，一边深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食用这些转基因食物后，人类的基因是否也在发生变化？高产转基因种子会不会引发一场生态危机？

“美国拥有全球最先进的农业技术包括转基因技术，为什么其粮食单产反而不如中国？”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２７日，农业部批准了两种转基因水稻、一种转基因玉米的安全证书。这是中国首次为转基因水稻颁发安全证书。一石激起千层浪，转基因大豆、转基因猪等等进入我们的口中，如果这些尚且让人在无奈中忍耐下去，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会否是在我们的主食中注上了一剂慢性毒药？

　　“中国成为国外转基因粮的生死试验场”、“民族的噩梦”、“针对一个民族的陷阱”……有关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的各种担忧一直在网络上持续发酵，并逐渐蔓延成一种恐慌，有的论坛还发起“反转基因主粮”的签名活动。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蒋高明介绍，转基因水稻是在水稻中引入抗虫基因，使得水稻能分泌一种ＢＴ毒蛋白物质，虫子食用后会被毒死，因而能够产生防虫效果。“但水稻是人类的主粮，昆虫无法下口，人类长期食用难道就没有害处吗？”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带头将转基因引入１３亿人的主食，害莫大焉！转基因生物一旦出了问题，根本无法控制。”他说。

　　以转基因抗虫棉为例，在刚推广的头几年，对棉蛉虫确实有效果。但好景不长，去年就有媒体报道，江苏推广转基因棉第５年，棉铃虫虽然被基本控制，而盲蝽蟓、烟粉虱、红蜘蛛、蚜虫等刺吸式“小害虫”集中大爆发，“小虫成大灾”，用药量反而猛增。

　　据介绍，华中农业大学科学家研发的“ＢＴ水稻”产量可比普通水稻提高大约８％。对此，“绿色和平组织”食品与农业项目主任方立峰认为，从棉花的例子看，转基因作物的产量并不比非转基因的高，遇到灾害天气时，产量反而更低。

　　蒋高明也指出：“美国拥有全球最先进的农业技术包括转基因技术，为什么其粮食单产反而不如中国呢？”中国粮食单产平均为２７８公斤／亩，美国只有１２５公斤／亩。

　　蒋高明认为，由于种地不赚钱，农民不愿意伺候土地，用地不养地，单纯依靠化肥，造成地力下降才是造成粮食产量下降的主要原因。过去３０年来，中国耕地退化程度已远超过过去几百年，恢复地力需要大量有机肥还田，精耕细作。而转基因是在大农药、大化肥、专用除草剂的基础上做“种”的文章，会让人越来越懒，地越种越瘦，成本越来越高，导致农作物种植恶性循环。

　　“如果在全球还远未达到共识的情况下，我们贸然去进行转基因水稻大面积的商业化种植，这种‘敢为天下先’是不是也太超前了？”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发出的疑问颇具代表性。

“如果转基因水稻确实有危害，我们也不可能天天绝食，其悲哀就在于，到时候我们已经没有选择。”

　　应对来势汹涌的“洋种子”入侵，我国自主研发的种子屡屡遭受质疑。而转基因种子曾经给阿根廷等国带来灾难的事实总让人心有余悸。１９９６年，全球最大的转基因种子和除草剂供应商美国孟山都公司现身阿根廷。到了２００２年，孟山都转基因大豆占据了阿根廷大豆种植面积的９９％。转基因大豆的机器播种方式，使得害虫和杂草泛滥。为了除掉杂草，农民不得不使用孟山都的除草剂“抗农达”。

　　“抗农达”不仅杀死了阿根廷的庄稼，还伤害了牲畜，造成动植物畸形。长期接触农药，人也频繁出现恶心、腹泻、呕吐，造成皮肤伤害。与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一同上升的是生活在贫困线下的人口比例，在１９７０年仅为５％，１９９８年变为３０％，到２００２年增至５１％。

　　在美国政治家眼中，粮食不仅是一种商品，还是一种政治手段。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说：“控制了石油，就控制了国家；控制了粮食，就控制了人类。”言犹在耳，不由得让人醍醐灌顶。

　　“绿色和平”和“第三世界网络”组织在最新研究报告——《谁是中国转基因水稻的真正主人》中表示，我国正在申请商业化种植及在研的８个转基因水稻品系，没有任何一种拥有独立的自主知识产权，上述８个转基因水稻品系至少涉及了２８项国外专利技术。这些专利分别属于美国孟山都、德国拜耳和美国杜邦三家跨国生物公司。

　　此次颁布证书的两种转基因水稻，即属于这８个转基因水稻之列，至少涉及了１１项国外专利。

　　“这些涉及国外专利的转基因技术用于科研没问题，一旦商业化就会被索要高昂专利费，这就对我国的粮食主权埋下了‘定时炸弹’。”方立峰说。

　　《粮食危机》的作者恩道尔说：“我更倾向于把转基因工程的推进比作新一轮的鸦片战争。”恩道尔本是转基因作物的研究者，通过对于转基因作物的历史研究发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拿粮食作为武器的可怕阴谋。恩道尔的观点只是一家之言，但是阿根廷的例子就摆在面前，谁会是第二个阿根廷呢？

　　施鹏翔是“绿色和平”在中国的项目官员，几年来，他一直呼吁公众对转基因食品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他向钻研基因的科学家发问：“你们说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那么，在你们的实验中，让老鼠吃３个月无害，能说明让人吃５０年也无害吗？”

　　在持续出现的质疑声中，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的获得者——华中农业大学教授张启发一改低调，在１月６日宣布：“转基因水稻最迟５年内走上中国人的餐桌。”看来，两种势力的对决还要持续下去，如果转基因水稻确实有危害，我们也不可能天天绝食，其悲哀就在于，到时候我们已经没有选择。

　　
寿光到底有多少“洋种子”？

　　“今天你们回去炒一道青椒肉丝，首先你会倒食用油，中国的食用油价格是谁决定的？是华尔街；要切猪肉，猪肉价格是谁决定的？是华尔街。青椒的价格又是谁决定的呢？还是华尔街。”郎咸平幽默地说道。

　　郎咸平没有说到一点，青椒种子的价格是谁决定的？依然是华尔街。

　　“著名的‘中国蔬菜之乡’，如今已沦为国外种业巨头的产品‘博览会’。”中国农业大学寿光蔬菜研究院副主任国家进说，国外品种在寿光种子市场占有率，长茄在９０％以上，番茄６０％以上，辣椒６０％以上，彩椒近１００％。国产蔬菜种子市场占有率不断下降，只有密刺黄瓜、芸豆、苦瓜等种植规模较小的品种占有一定市场份额。２００６年，我国前１０大企业的销售总额为４８亿元，仅相当于全球十强种子企业销售额的６％。

　　１９９８年，瑞士诺华种子公司首先进入中国，并直接将试验展示基地设在寿光。之后，多家国际种业巨头纷纷在寿光布局，建立试验站、展示基地。２０００年，我国颁布了《种子法》，国内种子市场，特别是蔬菜、花卉市场对外资全面开放，蓄势已久的国外大公司迅速在中国注册公司。

　　而在国外种业巨头纷纷“抢滩”寿光同时，民族种业在寿光却没有一家大型的科研基地与之抗衡，作为世界蔬菜种子研发的制高点，外资几乎兵不血刃就把我民族种业挤出寿光。

　　去年７月份，寿光市番茄爆发黄化曲叶病毒，我国企业、科研单位一筹莫展，而两个月后，国外公司就拿出了抗病毒的种苗。这种抗病毒种苗价格一开始为每株０．４２元，但随着农民用种量的扩大，很快上涨到每株０．８７元，农民为生产只能被迫接受。

　　跨国公司的种子开价之高，让人难以想象。比如以色列海泽拉公司推出的番茄种子“１８９”，每克在１００元上下，折算下来，一粒种子价值３毛多钱，而甜椒品种“蔓迪”更是开出了每克种子１８０元的天价，１克种子相当于１克铂金。

　　只要占领了寿光，就能辐射带动全国种子市场，这已经成为国外种子公司的一个基本共识。据寿光市提供的数据显示：通过寿光蔬菜种子市场，外国几大种子公司每年在内地的销售额超过６亿元，辐射全国蔬菜面积２５０万亩以上，控制了我国蔬菜种子５０％以上的市场。而国产的茄子、辣椒、西红柿等看家品种已经被挤出了市场。

　　但即便如此，看重产量的农民仍然青睐国外种子，青州市口埠镇邵市村农民邵峰来去年种了三个大棚的尖椒，种子全部来自日本。“日本的种子种出的菜不生虫而且产量高，５０米长的尖椒棚摘一遍就能收一千多斤，是国产种子的三倍，即便种子价格高点，农民肯定还是用产量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