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嵚：梦回明朝

     ２００９年９月，一本名为《被遗忘的盛世》的历史读物高调上市，描述的是明朝弘治１８年间的“盛世”历史。历数明代，昏君着实不少：有所谓玩物丧志的熹宗朱山校，有所谓荒淫无度的武宗朱厚照，有所谓不务正业的世宗朱厚熄……回望三百多年的大明帝国，历代的皇帝扳着手指头数，却貌似是“洪洞县里无好人。”

     “这样的时代，会有盛世？”带着这样的疑问，本刊记者采访了本书作者：“细解历史派”代表、笔名为“独孤雪亭”的我省青年作家张嵚。

　　说起自己的新书《被遗忘的盛世》，张嵚笑称自己不过是个“盛世打捞人”。

我，不要别人的记忆！

　　张嵚的盛世中既有“古今多少事，都入笑谈中。”的渔樵闲话、解史为尚年代的消费化嫁接；又有显微镜般分析历史的剖面，私人化身份的鸟瞰。

    追溯张嵚另辟蹊径的“爱好”，大抵要从十余年前谈起。

　  １９９９年１８岁的张嵚坐在高考考场中，打开考卷，一个颇为新颖的考题窜入眼帘——“假如记忆可以移植”。

　 “假如记忆可以移植，我会毫不犹豫地移植钱钟书先生的大脑；假如记忆可以移植，我将装上独行者余纯顺的头颅……”当年的学子大都如此作答。而习惯逆向思索的张嵚略微沉吟，提笔写下这样的题目《我，不要别人的记忆》。

    于张嵚看来，再卑微的个体亦都有他鲜活生动的个体化人生，绝不同他人的体悟，移植他人的记忆不过等于关上了自己的眼睛。喜欢自己拾漏补缺的张嵚做过话剧编剧、ＤＶ导演，写过小说、戏剧，却始终离不开一个主题：放生。

　　“放生”被禁锢的思维，“放生”别出心裁的想象，而具体到历史小说的写作中，这“放生”又变作真实还原及私人化解读。

　　于是喜欢“放生”以及寻找私人记忆的张嵚，捻起积尘的衣襟，剥开久远的脉络，开始一笔一墨的重新勾勒一个不为人知的盛世。

　　　
 “盛世饥渴症”中的“衣襟”打捞人

     张嵚如是说：“中国历史上许多大书特书的盛世，其实是相当不合格的，而如弘治十八年这个被遗忘的时代，才是真正属于我们民族的发展脉络。”

　　《齐鲁周刊》：您怎样评价国民的“盛世饥渴”？五彩斑斓的当代历史题材电视剧中戏说或者正说盛世的剧情，大抵最能引起关注的。这应该算做是今人对盛世的渴望，还是“我祖上也阔过”的虚荣心态？

　　张嵚：解读一个真正意义的盛世，挖掘出那些被历史所遗忘的儒家文明价值观念与文化观念，在那些盛世中灿若星辰的英杰人物身上，找寻出今人值得鉴戒与反思的精神品质与生存之道，才能为我们这个民族的未来之路，点燃一盏最为明亮的启明灯，或许这是我愿意花几十万字的篇幅，去解读弘治盛世的缘故。

　　《齐鲁周刊》：本书打出的宣传语为“《万历十五年》以后又一部颠覆意义的经典之作。”而据我所知，黄仁宇“大历史观”写作的同时，也为读者创造了一个虚拟的“历史现场”，不能避免一种超现实的虚构特质，这是否意味着作者同时也在打扮历史？

   张嵚：纯学术化的历史是很枯燥的，如何将枯燥的东西讲得让观众喜闻乐见又是个技术，黄仁宇先生同时扣住了文化与市场的脉搏，将个人见解与文字表述、叙事与分析之间做了完美的通融，很为我们铺陈了一条探究历史的可能道路。

   退一步来说大白话历史以资读者，难道不比威权崇拜下为某个团体“做项目”的打扮更有价值？至少我做的是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而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
  

历史皮影戏的“下里巴人曲线”

    在阳春白雪的学术与无尽解构的戏说中，张嵚只想做公众历史与专业历史之间的调停人。

    《齐鲁周刊》：记得有这么一种说法，说《明朝那些事儿》是当年明月揶揄那些治史动辄几十年的史学教授，“作为一个学科的历史真的需要投入那么多的精力吗”；诚然作为一种新型解读方式，“那些事儿”类的写作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公众的历史文化需求，然而是否也造成人们对这个学科越来越缺乏神秘感与敬畏感？

   张嵚：一门社会学科本来就是要让人们了解、走进的，不需要凌驾于公众之上。在阳春白雪的学术与无尽解构的戏说中，我只想做公众历史与专业历史之间的调停人。

　　在我的书中你更会看到一些盛世电视剧中写不到的东西：那些隐藏在历史黑暗深处的光明与善良，那些中华民族永不消逝的品质与气节，你更会看到我们祖先的勇敢与智慧，看到铁肩担道义的信念与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

　　《齐鲁周刊》：尽管朱祐樘有着公认的良好评价，但其在位不过１８年，向来不被史家关注。在您的解读里弘治１８年以及孝宗朱佑樘有特别之处？

　　张嵚：弘治十八年的故事，并不仅仅简单的是一个好皇帝开创一个盛世的故事，它更多的是属于一个群体的力量，这是一个中国儒家文化传统生命力重新勃兴的繁荣景象。因此你更多的将会看到属于我们这个民族自己的骄傲与光荣。它是并不遥远的，也是可以复制的，因为它们就传承于我们的血液中，而它的辉煌，则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