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偶然事件

　　■老四专栏

 

 

　　1

　　1976年，母亲15岁。

　　秋天，哀乐响起，她跟随悼念的队伍来到县一中操场。多年后她曾一次次反省，为什么那一天偏偏穿了一件带有花纹的衣服——因为这件不合时宜的衣服，她被老师揪出人群，和作为集体的队伍分离，一个人孤零零站在操场一角。

　　她难过至极，痛哭流涕，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天塌地陷”，一方面是因为不合时宜的衣服。所有的哭声汇聚成一个哭声，这其中有她无助而又真诚的哀伤。

　　第二年，她正式成为县一中的高中生。农村学生每月补助两块钱，花不了，每个月她会买一些食堂剩下的蔬菜带回家。从县一中到她的村子，中间隔着一个叫茶棚的村庄，这里住着她的三姨。一次，庄稼地里冒出一个疯子，她惊恐地往最近的村庄跑，躲在村里久久不敢离去。又过了几年，她嫁到了这个村子。

　　39年后的2015年，母亲在济南看孩子。偶尔唱歌哄孙子睡觉。经常冒出嘴边的两首歌，一首唱道：“嘟嘟，汽车开来了;滴滴，我是小司机。小朋友们请上车，汽车开到北京去……”另一首唱道：“Orient's red,sun rises.China created Mao Tes-tung……”单词发音不准，唱腔却还圆顺，让她写出来，一个单词也不记得了。她曾无数次给我唱，现在又唱给她的孙子。

　　第二首歌的名字叫《东方红》。

　　2

　　1997年，我12岁。

　　前一年的地震没有带来什么波动。我们坐在教室里，老师跑进来说，地震了。还没来得及往外跑，老师摆摆手，“不用动，已经结束了。”夏天，我住进自家院子里搭建的地震棚。住了几天，太闷热，又回到屋里。整个地震以及地震传闻期间，没有任何建筑损失，全县唯一的伤亡是，镇初中一个惊恐的孩子从二楼跳下，摔断了胳膊。

　　初春，乡村小学校，广播里第一次出现哀乐。老师在课堂上宣布了一个人去世的消息，我的第一反应是之前的《思想品德》课，“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没有人痛哭流涕，上课下课，一切井然有序。

　　夏天，我们准备小学毕业考试。考得好的可以读镇中，剩下的人只能去联中。老师拿来两篇文章，让我们每天早晨大声背诵。“作文题肯定是这两个之一，背过了，到时默写上就行。”两篇文章，一篇是庆七一，一篇是香港回归。

　　考试来临，作文题目不是七一，也不是香港回归。有一道题目，试卷上画了一个弹簧秤，要填出这种秤的名称。我填的是牛顿秤。考完后，我跟每一个同学炫耀牛顿：“你们都错了”。他们露出遗憾的表情。老师表扬我：“是叫牛顿秤。”

　　3

　　2003年，我18岁。

　　非典来的时候，我选择了“跑校”，即告别宿舍，每天晚自习后回家睡觉。早晨，班主任拿一支温度计站在教室门口，测量每一个人的体温。一天三次，他测一次，我们自测两次。一次我胡乱填了37度，他把我拽出教室，趔开架式，拿温度计往我耳蜗里塞。我的同桌住在车站家属院——车站是非典重灾区，从北京逃回来的人第一时间会在车站出现，我们避他唯恐不及，让他不要再上课了，赶紧回家休息，或者坐上车去他的北京。

　　一个人花五百“巨款”租了一辆车从北京逃回来，还没下高速就被抓走了;另一个倒是回到了老家，被镇里的人隔离在自家院子里，两个星期不准外出，民兵荷枪守卫，声称他若走出院子一步，立即击毙;我们村的二流子小五成了最大的英雄，他把守的村口，一个外村人也不放进来，让我们感激不已。我们村是县城通往西边十几个村子的必经之地，外村人绕开村庄，陷入泥泞的庄稼地。

　　这一年，北京是可耻的，外地人是可耻的，外村人是可耻的。

　　这年高考最操蛋。之前十几天，每个班的班长团支书被抽调去搞演习。我是团支书，和“光棍”一起接受了这项光荣的任务。“光棍”是班长的外号，也是我的外号，我俩之间以之互称。在我们当地，“光棍”有多重意思，其中一个是土匪。我们喜欢土匪，以土匪自居。

　　“光棍”被一群医生塞到病床上，推着狂奔。我作为被隔离的一员，随着医生、老师穿过一间又一间教室，被关到一个空屋子里。许久没人来开门，好像被所有人遗忘了。我嘲笑“光棍”，简直就是个玩偶。他发誓，第二天决不再当病人，要像我一样被隔离。果然，第二天，我成了病人。

　　那天还来了记者，我第一次见到所谓的无冕之王。多年后当我也加入这个行当，想起当时举着相机畏畏缩缩的那个驼子，不禁悲从中来。巧合的是，十年后，作为媒体记者的我，为了做一期回顾非典十周年的专题，走进一家图片资料室。

　　十年前的无数照片摆在我面前，我一张一张挑选，空荡荡的街道、全副武装的医生、惊恐的人群，我又回到多年前的那场瘟疫。胶片时代的好处是，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纸上的生活，而不是密闭在电子档案里的虚拟文字。

　　照片上的人，如今都增加了十岁，他们经历了短暂的定格，然后继续生活。有的人死了，有的人变成了另一个人。我饶有兴趣地看着他们在照片上表演。我知道，这些人的表情和动作大都是不真实的，甚至摆拍。那些平面媒体总是对事实满怀恐惧，让采访对象做出各种样子，按照设定的方向去痛哭或者微笑，即使绝望，也快乐地拥抱死亡。

　　我回到了胶片时代，有触感的照片总让人产生亲近感，仿佛能感觉到它们的温度。而在数码时代，照片的随意化使得摄影本身的意义几近丧失，表情泛滥的后果是人们不再珍惜表情，以至于到最后所谓的表情消失了。

　　一个信封从照片堆里窜出来，我顺手拿起，抽出里面的照片。

　　照片有十张，是一个中学进行的一次抗击非典演练活动。我看着这些照片，一时间呆住了。这些天真的孩子，装作恐惧的样子，被穿着白大褂的老师推搡着。担架上，一个男孩嘴巴大张，在说话。旁边一个女孩盯着镜头，幸灾乐祸的笑容绑在脸上。

　　男孩在说话，我听到了他的声音。没有臆测，没有想象，没有编造。我真切地听到了他内心深处的呐喊。一瞬间，我回到了少年的身体里，回到了多年前的县一中。

　　女生说：“这些人都是你的摆设，你像一个皇帝。”

　　我说：“不，我像太监。”

　　女生说：“所有人都在为你而忙碌。”

　　我说：“他们在忙他们自己。”

　　高考结束，一切烟消云散，之前的几个月宛若一场梦。我骑自行车绕过村口被小五用作路障的一段圆木，来到学校，准备填志愿。那年很多同学选择了北京的学校，但没有一个被录取。

　　恢复元气的北京，再次成为淹没无数年轻人梦想的乌托邦。

　　4

　　2008年，我23岁。

　　地震的第二天，我在临沂找工作。一群学生聚在广场上搞募捐，我把十块钱塞进捐款箱。没几天，博客上出现了大量地震诗。他们堆砌出的无数文字垃圾，把诗歌带回到大跃进时期，一场又一场赛诗会，成为地震后的全民“狂欢”。

　　悲伤是一样的，无助是一样的，进口是一样的，出口也是一样的。

　　书店里出现了大量地震诗集。有人庆幸说和时代同行的悼念活动，终于把诗歌拉回到主流话语的中心。但历史最终证明，这必定成为诗歌界的一次集体丢人现眼。在大量诗歌垃圾中，唯一一首，让我读出了语言背后灵魂的震颤，那是朵渔的《今夜，写诗是轻浮的》，在此摘录几句：

　　今夜，大地轻摇，石头

　　离开了山坡，莽原敞开了伤口……

　　……

　　今夜，我必定也是

　　轻浮的，当我写下

　　悲伤、眼泪、尸体、血，却写不出

　　巨石、大地、团结和暴怒!

　　当我写下语言，却写不出深深的沉默。

　　今夜，人类的沉痛里

　　有轻浮的泪，悲哀中有轻浮的甜

　　今夜，天下写诗的人是轻浮的

　　轻浮如刽子手，

　　轻浮如刀笔吏。

　　肤浅的悲悯本身就是廉价的，那些虚假悲悯的诗行，注定成为被嘲讽的对象。朵渔为诗歌写作介入公共事件提供了一个范本。

　　7月之后，地震的阴霾逐渐散去，另一场国家记忆进入很多人的视野。此时我已走出校园，告别集体宿舍、集体暖气、集体浴室、集体食堂。每天为奥运会的召开倒计时，采访前奥运冠军、体育专家、做健身器材的企业家。大学里延续下来的荷尔蒙，让我对奥运会充满了激情。我还第一次去了北京，住在地下室改装的小旅馆里，聆听楼上下水道的声音，以及不远处奥运会的痕迹。

　　8月8日，我把一个女生带到花园路一家小旅馆。奥运开幕式惊艳上演，张艺谋抵达人生的巅峰。宾馆的电视发出耀眼的光芒，此时，全天下的电视都在闪耀光辉。从身体意义上讲，我和那个女生一起，告别了一个状态，迎来了另一个状态。如果不是多年后她成为了我的妻子，这将是一个略带忧伤和亢奋的爱情故事。

　　接下来便是一个人散淡的日子，几年时间，我换租了三个地方，楼房、平房、楼房，群租、独居、群租。第二年，全运会来临，我没有被允许参与报道。此时，集体生活延续下来的激情已消失殆尽，我成为这个城市中夹着屁股乱走的年轻人中的一员。最近读到和我同代的评论家杨庆祥的文章《八零后，怎么办?》，心有戚戚焉。他谈到，2008年的他能和这个社会和国家的想象保持一致，是因为那时他以学生的身份，生活有保障，安全而温暖;而进入社会之后，被抛弃的失败感让他开始寻找一代年轻人的历史定位：“作为一个个体，我不得不承认我的失败，我的失败也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如果一代人都面临着这种失败的境况，我们是否该拥有某种失败者的自觉?我们是否应该在这一失败中发现一些什么?”

　　有很多年，我感觉自己和这个时代没有分毫关系，一切大历史和我擦肩而过。后来，我逐渐发现了之间的关系，时而紧密，时而松散。第一次发现的时候，我的兴奋超过了失落——大学扩招影响到我读大学的质量，以及接下来的找工作。后来发现的越来越多，我和这个时代成为紧密的朋友。然而到最后才认识到，我依旧是被忽略的个体。

　　5

　　2015年，我30岁。

　　临沂西安乐村，486名抗战将士遗体埋骨荒野，至今77年。77年前的临沂阻击战，是台儿庄大捷的一部分，国军以25000人的代价，歼灭日军5000余人。冰冷的数字背后，一个逝去时代的残破面孔展现在当下。

　　我在486具遗体埋骨的小树林停留，春天已经来临，夕阳扫过冒新芽的树枝，打在我脸上。77年前，这些年轻的军人被抛弃在祖国的荒野上，多年无人问津。而今，历史以不可阻挡的姿态，将抗战和当下联系到一起，不同时代的国家想象融为一体。作为个体的我，作为个体的数字486，在这个春天的傍晚，进行了第一次握手。

　　(老四，本名吴永强，《齐鲁周刊》首席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