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哪颗海星没有海

　　■张霞专栏

 

 

　　该给他一个什么名字呢?这个瘸腿鞋匠。

　　他现在应该56岁了，是个流浪汉。看不出颜色和料子的衣裳，天生长在他身上。左门牙缺口，一笑就能看见褶子里黑泥鼓出来。偶尔从裤管露出来一截不能走路的腿，也就木棍粗细。

　　我想，叫他陈海星吧。他只告诉我他姓陈，河北衡水人。

　　第一次，我仔细认识他的时候，他54岁。是一个中秋节。

　　我们做一个选题，叫《不一样的月亮》。想书写街头卖淫者、女子监狱里的囚犯、孤儿院、养老院和街头流浪汉，他们的中秋。

　　我找上了他。

　　在此之前我们认识已经四年。

　　四年，陈海星活在我的眼眶里。陈海星住在市中闹市的一条小吃街末尾，房子就建在这座城市的文庙，也就是从前的贡院门口。是一张毡。

　　陈海星还有一条狗和一架修鞋机。

　　这四年，中午吃午饭，清晨傍晚回家，我都经小巷子路过他。他住在我生命的摄像机里。

　　冬天早上，我见他，他经常还裹着一张油黑棉被，脚掉在毡毯外面，狗有时蹲一旁，有时挤在被窝。夏天，他也不知和附近什么人，在一张油黑纸上下象棋，叼着着烟笑，旁边儿有酒瓶，总是坐着。坐在毡毯下面的破布上。

　　找上他的那天正好穿了一双高跟鞋，方头，弧形方跟儿，跟上还有一弧圈的紫色，从遥远的漠河淘过来。

　　走到他面前一米，我脱下左脚，蹦到他马扎上。

　　“你看，鞋跟旁边儿的掌稍微有些起翘了。我觉得会掉跟儿。”

　　“六块钱。”

　　陈海星拿在手里掉了个儿，掏出一根铁钉砸了进去。

　　铁锤“哐哐”，钉子从鞋底伸进鞋内面，他又将冒头的尖钉砸了个弯儿，就这么递给了我。

　　“啊?哦。你……”“你今天生意好不好?”

　　边思忖家门口那个福建人，不知可否能给撬出钉子?我边踌躇着，该如何跟这个人套话。

　　“你给我住手!你给我过来!你把相机给我拿过来!”

　　陈海星突然一声大吼，青筋从黝黑的脖子上鼓起。

　　他是冲我们对面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大吼的。

　　“我是X报的记者，来拍几张片子。”

　　路对面的小伙子，一时，有些讷讷和白净的慌张。

　　“你问过我了吗?你把相机给我拿过来。谁让你冲我拍了?”

　　陈海星不断吼叫，让他把相机拿过来。

　　“哎，是啊，小伙子你应该先给大爷打声招呼。”“没事儿没事儿，你把相机拿过来，给大爷看一下，看一眼就行。没事儿，没关系，你过来。”

　　我像天助一般找到了我和陈海星这个流浪汉，我们两条河流中间的空隙。

　　小伙子浮板一样过来，递过相机，掏出证件，然后被陈海星笑着撂进人流里。

　　“肖像权，肖像权，小伙子，你是记者也要跟我说一声，你知道我有肖像权吗?”

　　“大爷，您懂的可还真多啊!”

　　我赶紧也像倒地一样，对着这个流浪汉，趴出了我的姿势。

　　“我每天听收音机，流浪人员在城市居住多少年就可以获得城市低保，什么叫临时户籍，我什么不知道?”

　　锤子被陈海星的黑手随手扔在脚底下，油黑一个半导体就在针线盒子里，陈海星坐在修鞋机旁。他抚摸着柔顺的狗毛告诉我。

　　“是，是!您真是不简单!大爷，您来济南有几年了?”

　　那个下午，陈海星守着文庙，唾沫横飞。

　　陈海星给我讲完了他的大半生和他的三条狗。

　　在他当时意气横飞的唾沫里，他是河北衡水人，54岁，因为举报河北农村的大队书记贪污，从一个农村会计变成逃上火车的流浪汉。他列举着杭州、福建、鼓浪屿、包头等等二十几个我从来没有踏足过的城市，告诉我，他的足迹。

　　没人谈及，他如何成为拐子，那个下午陈海星喝着青岛啤酒，递给我一根叫做“黑猫”，据说比我兜里的贵三倍的香烟，我们聊起了开支。

　　“活着，要计划好开支。就像今天，我只开张了你这么一单生意。就得为以后好好算计。”

　　陈海星和我聊起，他没后，也不介意，远在河北老家的哥哥有子侄，他在济南驻扎了十五年。剩下时间我们都是在谈论他的狗。

　　当时那条狗叫阿黑。

　　黑子已经四岁，健壮又毛发油亮，陈海星花120块托人从济南唐庄买来。也就是这小黑，在我四年生命的相机里，每天在脖子上套着缰绳，拉着陈海星一步一步前行。

　　“我现在晚上不住文庙门口了，有个大学的社会学教授每月给我一百块，在将军庙租了一间房子。”

　　陈海星摸着他的狗，狗在我们中间抖毛，有时候舔陈海星的饭缸。

　　“它也不让我省心。前几天，背着我，把一碗肉汤都喝光了。不到一个小时就开始咳嗽，一直咳出血，带它去宠物医院花了快两百。我口咸，他不行。”“黑子之前，我还有两条狗。”

　　陈海星说起了他所有的狗。

　　在阿黑之前，陈海星的一条狗是附近的“明星大黄狗”雪儿，一条叫呆呆。

　　雪儿是一头健壮的大黄狗，跟从陈海星8年，那时的陈海星用废弃的毛毡毯、塑料布在文庙门前搭建一个帐篷当做居所，夜晚雪儿睡在帐篷外守门，上午九点陪老人开张修鞋，午饭时间雪儿用缰绳拉着老人去买菜汤，买馒头。去滑行，去散步。

　　2009年，农历腊月二十九，雪儿被人偷走。

　　“整个年都没过好。”

　　丢了雪儿之后，文庙里的一只流浪狗产下呆呆，陈海星把呆呆用稀饭喂大。很快呆呆也没了。

　　2010年，老人被清理市容的街道办人员通知，“不得在庙门前居住”。

　　“门口大骂了几天。”

　　一位在文庙里开画展的大学教授，把骂声中流浪的呆呆送到了流浪动物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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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阿黑吃的倒不差。”

　　“我吃啥它就吃啥。它给我出了不少力。”

　　我们的谈话在阿黑的吃食里结束。临套上钉鞋之前，陈海星突然问我：“你是干啥的?”

　　“就是给人送报纸，我也给你拍几张，回头让他们发了，送几份给你。”

　　“你可以认个干爹。教授就是好几个人的干爹。”在我穿上鞋之前，陈海星劝我。

　　我们互相笑了，走了。

　　再之后，一篇关于陈海星的稿子出来了。我这么形容他，“采访间，记者恍惚觉得一条狗、一架修鞋机的老人，仿佛‘达摩流浪者’，蜷缩在马特峰那快岩凸上，对世界说着他快乐又无所谓的感觉。”

　　除了换来几百元稿费，以及一些赞扬，我并没有去幻想因为我的文字，给了陈海星捐助和城市低保。送报纸的时候，我随身带了一些花生和核桃。

　　“或许能下酒，看你爱喝酒。”

　　陈海星剥开一粒花生米。

　　“你们这边啊，都是这么小粒子的花生，这是榨油的。我们那边，花生要有毛栗子大，我从来不吃这个，不过有一年我到杭州，有人送给我一兜，我一尝，还挺香。”

　　我笑着走了，陈海星也点头笑了笑。从此之后我们成了互相路过时的点头之交。

　　有时他又和不知哪儿的人下象棋，摆着哪里来的啤酒，哪里来的，比我贵三倍的香烟。我们总是对视一下，点头笑一笑。

　　2014年，我突然遇见一件事儿。

　　我的出租房门上，从入夏开始，频繁多了小纸条。

　　一开始是红色宣传页上歪歪扭扭的字。

　　“能否认识一下?”“美女，这是我的电话。你可以打给我。”

　　随着我越来越多的一脚踢在门口，纸越摞越厚。有一天门缝里突然钻进一张油印书上撕下来的，色情图片。最后干脆就是一本小开本色情杂志。

　　我拾到写字台，津津有味的看完，连同那些字条一起捡进门，拍了照。

　　又过了几天，午睡刚醒，我换下睡衣穿戴整齐，从木门的钉子上拿起悬挂着的方包，想出门上班。

　　一抬头，木门上方的玻璃窗，正有一张看着我的脸。

　　这次，我打开门，追出两条街。又把附近几个合居男舍的门一一踹开，拿着手机站门口。

　　“谁要认识我?来，过来。告诉我你的手机号。”“过来吧。过来。不要紧。存一下我手机号。”

　　“不是我们，怎么可能是我们?你没听到脚步往楼外跑了。”

　　寂静几秒，里面有男人回应。

　　“嗯。那下午不上班吧?还在家吧?”

　　我拨通几个朋友的电话。

　　“这事儿没法办啊?”“他们有多少人?打他们一顿?你看清对方的脸了吗?”“要不报警?报警估计也就是笔录一下，也找不出谁啊，你连人脸都没看清。”

　　最后我执着的，报了警。

　　字条、图片、照片收走，警察过来询问了我的职业，年龄。

　　“以后你千万不要追了，太危险，别出门。”“一看到人就报警。我们给你记录在案了。安全第一。”

　　警察收拾纸笔就想走。

　　“这不行。你们得先随我看看我追他的几条街。得走到我追丢他的地方。我必须为你们提供大致线索和侦破方向。”

　　铁灰色的警服“噗嗤”一声失笑，跟随着我在大太阳下走了几条小胡同。去的时候我们路过陈海星，互相点了一下头。

　　“现场看过了。我们都记录下来了。记住我们说的，有事儿先报警。第一时间报警。”回来的路上铁灰色一直对我叮咛不断，我“嗯嗯”不语。

　　“你这是有什么事儿吗?”陈海星突然从地上冲我发问。

　　我望着修鞋机，略述了几句。

　　“警察同志，你去问问她邻居那几户，办暂住证了没有。”

　　嘶哑的声音从修鞋机里冒上来。

　　“对。是。你们必须去问问那几户合租的住户办暂住证没有。”

　　警察沉默了一会儿，说：“好。我们带没办暂住证的回去，也顺便核对一下字迹。”

　　从此小字条没见过，我和陈海星还是常见面。又送了一包花生。只要是没太多人在身边，就还是互相点一下头。

　　(作者为《齐鲁周刊》首席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