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王蒙谈论诺奖时，他在谈论什么

　　文化部原部长、著名作家王蒙先生11月7日在澳门大学发表了题为《从莫言获奖说起》的精彩演讲，其中他谈到“把北欧的这一个奖看得比天还高，然后把中国的文学看得比地沟油还臭，这个有点变态，有点下贱，这就太不实事求是了”。

　　现在我想说三方面的事，一个是关于文学、文学人、文学奖。这个文学是偏理想主义的，它相当浪漫，它可以虚构，可以夸张。很多文学家希望追求一种脱俗的生活。

　　而这个文学家、文学人、作者，向往着脱俗的文学，却同时都是世俗的人，他不可能完全脱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悖论，就是你越是觉得文学高尚，你就越觉得世俗生活并不是那么美好。所以中国人自古就知道，说是“欢愉之辞难工，穷苦之言易好”。在文学界对现实抱着批评的态度，同时，很喜欢做梦的人特别多，所以张炜先生就干脆命名“文学就是一个民族的梦”，他说的当然也非常可爱。

　　那么另外还有些有志者，关于新文学又有实力，又有社会影响地位的这样的人和团体，他们举办了文学奖，使寂寞的、坐冷板凳的文学偶然就很热闹这么一下。所以当前些年问我茅盾文学奖为什么没有诺贝尔文学奖影响大，我说诺贝尔文学奖是100万美元，那时候茅盾文学奖是4万元人民币。

　　“诺贝尔文学奖好，不如文学好”

　　一个好的文学奖啊，它可以使得你名利双收，有时候这个奖比作家神气多了。莫言获奖以后他非常聪明，他说写作其实是弱者的事情，他说我从小第一个感觉就是饥饿，第二个感觉就是软弱，所以只有在写起来他才忽然觉得自己很能干，力量也很强大，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可是一个奖它显得特别厉害，以至于和奖有关系的人呢，变得很牛气，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我就说起码有两种得奖：第一种得奖就是你写得不是很理想，但是你得了奖，你沾了奖的光。原来你的书20年卖掉了1000册，一得这奖3天卖出了100万册。

　　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作家，他始终没有得奖，那么受损失的是这个奖，而不是这个作家。托尔斯泰是1910年去世的，这个诺贝尔文学奖是1901年开始建立的，托尔斯泰没有得到，我不认为谁会为托尔斯泰抱屈，或替托尔斯泰遗憾，如果说遗憾我们要为诺贝尔奖遗憾，所以这是第二种情况。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作家写的也很好，又得了奖了，这二者“如鱼得水”，得奖的作家是“锦上添花”，发奖的是“咸与有荣”。所以这个也是一件好事。这个还有一种情况，瑞典科学院很喜欢做，就是找一些暂时还没有被公众所承认的，具有潜在的优势的这样的作家和作品给他发一个奖。这样的话这个奖的威信就更高，它等于文学界的一个伯乐。比如说跟加西亚·马尔克斯，这个诺贝尔文学奖使加西亚·马尔克斯声名大噪，而且他的影响非常大。就是莫言的作品里我们也很明显地感觉到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影响。

　　虽然好，但是我喜欢说一句话，就是“诺贝尔文学奖好，不如文学好”。但是很难做得到。为什么呢?

　　诺贝尔文学奖最重要，影响最大，奖金最高!其他如法国的“龚古尔奖”，英国的“布克奖”，日本的“芥川龙之介奖”，美国的“普利策奖”也都有很大的意义，规格也非常高。但是规格再高它本身不是文学之花，不是艺术，不是诗本身，也不是文学奥林匹克，它是荣誉和金钱，是文学的大推广。很不幸，不管你的作品写得多么好，你仍然需要荣誉，仍然需要金钱，仍然需要社会各个方面承认，需要有力的推手，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诺奖与政治的纠葛

　　第二点我想说一下政治和文学。

　　我们先从苏联说起。苏联上世纪60年代的诺贝尔文学奖奖励给帕斯捷尔纳克，他的名作是《日瓦戈医生》，为这个奖，帕斯捷尔纳克受到了极大的压力，被苏联作家协会开除，他也只能选择拒绝领这个奖。

　　再往后来也很有趣，诺贝尔文学奖奖给了肖洛霍夫。苏联很高兴，因为他是苏共中央委员。他很会说话： “西方攻击苏联作家是按照党的指令来写作的，他们是胡说八道，我们是按照我们的心的指令来写作的，但是我们的心是向着苏联共产党的!”他是赫鲁晓夫第一次访美时候代表团的一个成员，走到哪里赫鲁晓夫都说“这是我们苏联文化的代表”!

　　然后又奖励了索尔仁尼琴，就是写这个劳改队写西伯利亚的流放。苏联的反应就是你奖励索尔仁尼琴，索尔仁尼琴正在国外访问，我这儿就宣布吊销索尔仁尼琴的护照，这样索尔仁尼琴就被流亡了。

　　然后跟中国这呢，也有很不愉快的、歧义的记忆。所以呢，有过一种看法认为诺贝尔文学奖就是专门奖励社会主义国家的异议分子，但这个说法呢也不是特别的全面。1986年2月我在纽约看到了美国的女作家用自己的高跟鞋敲桌子。什么原因?就是美国政府拒绝哥伦比亚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西亚·马尔克斯入境。

　　更早的时候，1972年，诺奖奖给了德国的海因里希·伯尔，当时德国的驻华大使叫魏克德，他就非常坦率地说这个事让他们非常头疼，因为海因里希·伯尔除了骂德国政府和德国社会以外，不说别的。但伯尔得了诺贝尔奖以后，当时德国的总理科尔虽然对他获奖不感兴趣，但也得去他居住的小村落的家中表示祝贺，礼貌性地喝一杯咖啡。

　　瑞典科学院绝对不承认它和政府有任何的关系，瑞典科学院它奖西方作家的时候，还特别喜欢奖励“左翼”。瑞典科学院坚持它没有政治意图，但是它的评委有一定的政治倾向。而作家也是这样，也不可避免地在自己的作品中包含某些政治的内容。你很难把政治的爱恨、政治的经验、政治的情感、政治的情绪从作品中淘洗干净、彻底清除，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是生活啊!通常人的生活里有那么多的政治，你把政治全消灭了以后，他的记忆很大一部分都被消灭了，这可怎么办，没辙!

　　但是文学又有一个好处，它比较直观，比较丰富，比较复杂，需要人性，需要性情。内心的情感、想象、梦幻、经验不会成为某种政治观点、政治见解的注脚，它是毛茸茸的一片，是原生态的一片，即使你在最最最政治的时代，那么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拥抱的时候，他感受到的是温暖，是一种吸引力，是爱，甚至哪怕是欲望，也不可能感受到的全是政治!说我这样亲一下是为了击倒、打倒帝国主义，那样亲一下说不定能给台独分子摧毁性的打击，这是不可能的!韩少功先生说过一个很有趣的话，他说我喜欢没事想事，想清楚了我就写论文，想不清楚我就写小说，写小说是想不清楚时的事!莫言先生也坚持这样，他说：“我认为文艺作品比政治更大!”他说的更大的意思是涵盖的面更广。

　　莫言得奖如哥们进洞房，好事，应该

　　第三件事就是要说一下，莫言得奖是一件好事。我们经常得到的一些说法就是，“中国当代文学是没有希望的!”所以这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了以后，起码可以少说一些贬低当代文学作家的话。

　　当然，有些人很注意提醒，说这个得奖啊，就是奖莫言个人，和你中国没有关系，和中国的当代文学也没有关系，不是中国当代文学奖。这个说法也似是而非，因为任何一个作家、任何一个文学现象和他的人文环境实际上分不开的。当我们说到莫言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想到中国还有一批年龄跟莫言也差得不是太多，写作也和莫言有相互影响的一批优秀的作家，比如说韩少功，比如说张炜，比如说王安忆，比如说张抗抗，比如说铁凝，比如说余华，比如说刘震云、迟子建、毕飞宇、阎连科、张承志等等。文学，这毕竟是一个社会的现象，也是一个时代的现象。

　　在莫言得奖之后，有人问刘震云，刘震云也谈得非常的好，他说：记者追着我问我的感想。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就好比我的哥哥新婚进了洞房，我的哥哥进了洞房问我的感觉?我有什么感觉呢?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感觉!但是我要说莫言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很应该的，类似莫言的至少我还可以说出10个来。这也是一种说法，作家的说法都很有趣。

　　对莫言得奖也有一种攻击的声音，就说我的好朋友、德国的“顾大炮”叫顾彬，就说莫言的写作有什么缺点什么缺点。他说这些人的缺点只要一多说了，你们就会发现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只不过都是穿着新衣的皇帝罢了!我告诉你，世界上一切的权威，一切的伟大，一切的幸运的名与利都可能有它的破绽的一面，都有它的弱的一面，都有一个即使不是皇帝的新衣，也还像是有一个皇帝的围脖、皇帝的领带或者皇帝的裤衩的这一面。

　　岂止是莫言啊，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诺贝尔文学奖每年发一个奖，发到现在已经67、68个人了，你们谁能说出10个人来?顾彬说莫言的作品活活烦死人，烦死人这个词其实俄罗斯的作家就这么说过，陀斯妥耶夫斯基最烦的两个人一个是屠格涅夫，一个是别林斯基。托尔斯泰最烦的是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认为莎士比亚是皇帝的新衣，如果扯下莎士比亚的新衣来，他也是一个光屁股的皇帝。

　　把诺奖看得比天高有点下贱

　　莫言他写得非常好，他好的特点一个是他特别善于写感觉。在80年代中期，我担任《人民文学》主编的时候，他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过一篇中篇小说叫《爆炸》，农村的一个儿子被他的老爸扇了一个耳光，他这一个耳光，他把他的感觉、听觉、嗅觉、触觉……他的各种印象写得那么淋漓尽致。1985年我是51岁，我为什么说我的年岁大，恰恰是我读了这个作品以后，我跟很多编辑说：“我只是在看完莫言的《爆炸》以后，我觉得我开始老了。”

　　第二，莫言的想象力很开放，当然他也受世界各国的影响，他受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影响。那个《红高粱》一上来我爷爷、我奶奶，我奶奶是在高粱地里面野合而生出来他的父亲，这个他其实是受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的影响。

　　然后莫言还有一个好处：他写作踏实，热情洋溢，他像井喷一样。他说他40多天就写一部小说，那个顾大炮就说：“我们德国人写作一年最多不超过20页，他40天就写400页，这样的作品能是好的吗?”我想他真是德国人啊，不是德国人哪有用单位时间来衡量作品的优劣啊，这完全是德国工程师的思想方法。然后莫言有这样的冲动，然后他一直在坚持写作，但是如果说莫言的写作有些地方写得粗糙，这绝对是真实的，说他有些作品有时候自我有重复，这也是真实的。说我们作为对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我们对莫言有更高的期待，希望他能写出更加美好的作品，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至于见仁见智，有的说我就是讨厌莫言的作品，这完全OK的事情嘛，你讨厌你不看就完了嘛!诺贝尔文学奖的奖金是从那个基金会给钱，又不需要你纳税，这个你可以不去管它。但是他得奖毕竟是一个好事，一个是对当代文学是个好事。我说过，我说中国作家有两项原罪：一个是没有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个是没有当代的鲁迅。没有一个自称我就是当今鲁迅的。鲁迅的问题我们今天就不谈了，诺贝尔文学奖至少现在可以说，我们很熟悉的“小哥们”莫言就得了。

　　有一种无聊的议论，就是认为莫言得奖不够格，原因是莫言没有认真地反体制，这不是要求作家又红又专了，是要求作家又白又专，不是红卫兵，是白卫兵，与红卫兵的思想方法差不多。太幼稚也太可叹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把北欧的这一个奖看得比天还高，然后把中国的文学看得比地沟油还臭，这个有点变态，有点下贱，这就太不实事求是了。中国的文学是世界文学的一个部分，它是无愧于我们的读者与我们的前辈的。

　　当然，文学再伟大，它是活人写的，活人是有缺点的，有急躁的时候，有不能脱俗的时候，有酒喝多了的时候，有肉吃得太多消化不良的时候，所以有缺点也不足为奇。

　　还有一个问题呢，说是文学即将消亡，小说即将消亡，但是毕竟文学有文学的魅力，文学有文学的含蓄性，如果都是大吵大闹，都是那种感官刺激的东西呢，说不定是文学艺术品质的降低，是人类精神品格的悲剧!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也感谢瑞典科学院他们坚持办这么一个奖，告诉我们书还是要读的，字还是要写的，文学还是要做的……

　　(本刊所刊发的文章根据其演讲整理，有删节，题目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