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一本新书不算稀奇,讲述爱情更难称异类,特别的却是一纸文字,是否针灸对了我们的位置。
爱情是时代的体温计,也是时代的PH试纸。我们谈论婚床动荡追究的却是价值紊乱;我们谈论豪门恩怨映照的却是信仰缺失。正是如此,省综治委铁路护路联防工作办公室综合宣传处处长李恒昌新近出版面世的一本新书《弹爱》,讲爱情稀缺,也描述培养爱情的器皿——我们的时代如何变迁。
“木匠”的小提琴
一个木匠,真能造出小提琴?采访李恒昌前,有些许疑惑。
并非不敬,亦非调侃,原因来自于李恒昌的经历与职业。济南市铁路局的宣传干部,几十年的官样文章,李恒昌其人,如果用美食来作比,是官府菜——而爱情又岂是七碟八碗的正餐,要人净手净面后正襟捧读?爱情闲书,最怕读到满纸面色冷峻的高深韬论。
“新闻八股会害惨一个作家”,早期的小说家林白曾有这样的恐惧,李恒昌亦不例外。解救一个作家表述力与想象力的往往是童年,林白靠她的精神故乡广西北流、莫言有他的东北乡,为少年李恒昌插上文学翅膀的则是“海外关系家庭”的孤独。
1960年代出生于泰安的李恒昌曾有过一段“风声鹤唳”的童年,祖父辈的“台湾关系”使少年时期的李恒昌成为一个“不受欢迎的人”。无人搭理和不受重视的感觉交织在一起,日常生活中遭到的挫折只能靠想象得到补偿。少年李恒昌最常在黑夜里重新梳理不愉快的事件,因为想象,冷漠的人变得柔情四溢,刚强的人开始眼泪汪汪,现实的人生越平乏,虚构的人生便愈丰富。
如果说少年时的孤独曾让李恒昌与文学触媒,1986年济南市铁路学院毕业后,宣传干部的身份则把李恒昌“变作一个木匠”,“每日里打交道的全是材料与工作报告”,四平八稳的写字交差,四平八稳的读书看报。
二十年机关单位历练,李恒昌成为一个侃爷:讲常识,句句都是断根儿的道理;谈风土人情、民间轶闻、左道偏门,有鼻子有眼儿;论人情世故、职场见闻,机关妙递、弓马娴熟;评足球慷慨激昂、话锋如刀——唯独文字偏轨,提笔便是惯性的微言大义,远离了想象下的飞奔疾走、心无旁骛……
美女是一种美德
如何把匠气化为灵气?长篇小说《我是武松,你是潘金莲》的创作是“木匠”李恒昌造出小提琴的一个转机。
“每个作家都有一个精神地理”,莫言有高密、海南有云南、林白有广西,李恒昌决意从自己所熟知的山东民间故事开始;而打破正襟危坐的最好途径便是戏谑、解构,2009年5月翻看着王小波小说《红拂夜奔》的李恒昌突然“开窍”了。“何不写写武松的故事?”
打虎英雄遭遇潘金莲他是否也会情动?醉打蒋门神他也曾暴躁乖戾?削发为僧他可否落寞凄凉?一时之间景阳冈、72好汉、潘金莲、西门庆、武大郎都交到了李恒昌的档案之中,李恒昌管理着他们的过去与情感,也感觉到了巨大的“权利”。就像一道闸门打开,关于想象与写作的灵气全部复活了,“突然感觉到了至高无上的权利,你可以左右每一个人的命运,可以对所有人眼睛乜斜着,嘴角挂着坏笑。”
武松当然可以爱潘金莲,可以爱小雅,英雄亦可以让位于欲望。“美女是一种美德,在以色事人的年代,潘金莲、扈三娘们事实上拥有最美好的‘品德’,而《水浒传》最多的宣传却是杀女人搏美名;武松对潘金莲有欲也是一种‘美德’,从人欲。”
李恒昌“口无遮拦”,没有迂回婉转,在他《我是武松,你是潘金莲》里,中国古诗词和山东糙话,最雅的和最俗的常常在一起狂欢,真是“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不过飞出的是快乐、率性和自由,是一个“坏小子”非法的才情。
这种“灵”一发不可收拾,李恒昌顺势写下《弹爱》,构思策划《历史上的富二代》、《那些荒唐的皇帝们》。
变的不是爱情,是我与世界的关系
站在时代对立面的似乎总是爱情,比如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比如海明威《永别了,武器》,混乱荒唐的年代爱情是唯一的出口;站在爱情同一面的却似乎也总是时代,比如艳照、二奶、电视相亲、微博捉奸。
一本新书不算稀奇,讲述爱情更难称异类,特别的却是一纸文字,是否针灸对了我们的位置。机关生活、新闻语言曾制约过李恒昌的想象力,另一层面上却也磨练了李恒昌文字的洞穿力与节制力。
《弹爱》不同于《我是武松,你是潘金莲》的肆意表述,少了戏谑多了刀锋,刀光闪处,矫情、虚饰像肿瘤一样纷纷剥落。
同样说爱情与物质,说感情与交易,李恒昌精辟金句随时跳出,“物质爱情由来已久,并非现在的产物,只是这个时代之前,它不占上风。”最该被责难的不是我们时代的爱让位于欲望或金钱——陈世美时代同样也有,该质疑的是“那个时代,她会羞耻,不占上风。”
爱情只是世界的映照,千疮百孔的远不止爱情。即使是作者李恒昌亦没有办法判决,“我们都与世界的关系很紧张,没有一个终极价值,只能描摹各种形态,由读者追问。”
好的文学作品并不提供单一的价值裁决,只负责把各种生态推到极致。李恒昌新书《弹爱》全书分五个部分,“先人之爱”、“书香之爱”、“可遇之爱”、“光影之爱”、“虚拟之爱”。有孟姜女、西施、虞姬的千古爱情;有“山楂树之恋”般的纯爱,也书写街头巷尾、打情骂俏麦当娜,书写红衣配绿裤的享乐主义者莎乐美;更不驳斥萨冈“作为理想,我打算过一种下流、丑恶的生活”。
世界本来就是万花筒,李恒昌不质疑任何爱情景观,整本书以“多情”抵制的只有一个“绝情”——最大的绝情是全社会对爱情的普遍怀疑与鄙视:认为男人一有钱便变坏,女人各有其价码,所有人都是利益共同体而非情感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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