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乡人”齐邦媛

　　八十岁那年，台湾大学荣誉教授齐邦媛开始动笔写她这一生第一本，或许也是唯一的一本完全属于自己的书——《巨流河》。她的父亲齐世英是国民党元老，从两岁时父亲追随郭松龄兵谏张作霖、战败巨流河被迫流亡起，齐邦媛一家便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他们在日军的炮火中从南京辗转到西南；又在国共内战的硝烟里，从大陆漂流到台湾——

　　《巨流河》里描述的，不单是一个家庭的流离史，更是２０世纪中国的苦难史。自２００９年出版以来，成为港台乃至大陆地区口碑最好的一本书。

东北与台湾：两个故乡在现代中国种种转折中剧烈的嬗变

　　繁体版《巨流河》的腰封上，附有这样一句话，“读了这本书，你终于明白，我们为什么需要知识分子。”

　　齐邦媛却对这张腰封感到生气。“这书腰把封面上的房子遮住了，那是我们在重庆时被轰炸的房子，我心里面只有这些房子！”

　　在这本自传里，齐邦媛讲述了东北与台湾——两个故乡在现代中国种种转折中剧烈的嬗变；讲述了知识分子的颠沛流离和他们无时或已的忧患意识；还有女性献身学术的挫折和勇气。

    更重要的，作为一位文学播种者，她不断叩问：在如此充满缺憾的历史里，为什么文学才是必要的坚持？

　　１９２５年，出生于辽宁铁岭的齐邦媛两岁，父亲齐世英带着国外的民主革新思想回国，跟随郭松龄兵谏张作霖，战败巨流河。一家人从此离开家乡，“渡不过的巨流河”也成为她一生中最重要的意象。

    幼小的齐邦媛曾经频繁更换名字，今天姓王，明日姓徐，因此被同学取笑“王八圆”。她说她是在哭泣中长大的孩子。

　　六岁时，齐邦媛跟随父母从南京、北平，跟着撤退的路线一路往西南，在南开中学四川分校度过少女时期，后就读国立武汉大学的外文系，师从朱光潜、吴宓等人。

    这段时间，齐世英加入国民党，曾留学日本和德国的他一向致力于“教育救国”，抗日初期创办东北中山中学，招收两千多名流亡学生，撤退到重庆时创办了《时与潮》杂志。

    从巨流河一役到国民党撤离大陆，齐世英不折不扣的是个台面上的人物，来台之后却在充满孤愤的日子里郁郁以终。

    在战火下的颠沛流离中，齐邦媛失去了幼妹，母亲也几乎病死。而她终身难忘的，是那一路上的家破人亡，流离失所。

　　“二十年后，到了万里外没有雪地冰天的亚热带台湾，母亲竟然在我儿子摇篮旁唱：‘……苏武牧羊北海边……’。

　　“你懂我的痛吗？”

　　齐邦媛眼中的父亲一身傲骨，是个“温和洁净”的性情中人。正因如此，晚年的齐世英郁郁寡欢，每提东北沦陷始末，即泪流不能自已。

　　父亲的眼泪落在了她的心田上。在那场战争中长大成人的她，心灵上刻满弹痕，“六十年来，何曾为自己生身的故乡和为她奋斗的人写过一篇血泪记录？”

　　半世纪以来，我曾在世界各地的战争纪念馆低回流连，寻求他们以身殉国的意义；珍珠港海水下依然保留着当年的沉船，爱丁堡巨岩上铁铸的阵亡者名单，正门口只写着：ＬｅｓｔｙｅＦｏｒｇｅｔ！（勿忘！）——是怎样的民族才能忘记这样的历史呢？

　　巨流河那场战役早就灰飞烟灭，而他那六岁背井离乡的女儿因缘际会，成为白先勇口中守护台湾“文学的天使”。

　
大时代中的爱情：“我要讲的是更大的沉重”

　　“战争是世上最坏的事情”，令齐邦媛唏嘘的是，在那场大时代的苦痛里，一场还来不及发生的爱情——她和飞虎队员张大飞的故事却成了今日《巨流河》的大卖点之一。在筹拍电影《飞虎队》的导演吴宇森曾公开表示，“看了非常感动，但我没有取得版权，不能纳入片中”。齐邦媛不愿将张大飞的故事拍成电影，因为“那无论如何将会是一种扭曲”。

　　“合着有个张大飞的爱情故事，你们觉得好看，张大飞就是个可怜的、倒霉的小年轻人！我要讲的是更大的沉重。”

　　张大飞是东北子弟，父亲在满洲国成立时任沈阳县警察局长，因为协助抗日，被日本人公开浇油漆烧死。张大飞逃入关内，进入中山中学而与齐家相识；“七七事变”他加入空军，胜利前夕在河南一场空战中殉国。

　　齐邦媛上初中时，就开始与入军校的张大飞通信，１９４３年齐邦媛高中毕业时，张大飞趁调防途经重庆换机，特别到南开中学来看齐邦媛一眼，大雨里的一个转身便是永别，“春风远矣。今生，我未再见他一面。”

　　而“诀别的信”，是张大飞写给作者哥哥的，“请你原谅我对邦媛的感情，既拿不起也未早日放下。”“以我这必死之身，怎能对她说‘我爱你’呢？”  以后张大飞的袍泽替他寄来一个大包裹，那是八年间由青稚渐入成熟的齐邦媛写去的一百多封信，张大飞移防转战，生死起降的生涯中，一直随身携带着的。而直到张大飞殉国前，贴身口袋里仍然放着她在南开中学时写给他的信。

    男女之情在战争与国族命运的重压下，似乎微不足道。齐邦媛不敢讲爱，只能说崇拜。痛彻心扉的她为了纪念张大飞，受洗为基督徒。五十年后，齐邦媛到南京凭吊中山陵，想起紫金山旁边有一座航空烈士公墓，就向司机问路了以后找去：在一大排黑色大理石碑上，三千多中国空军烈士名字当中，找到二十六岁殒命的张大飞，那一年齐邦媛七十五岁。
５５年的谜底揭开，尘归尘，土归土，历史在这里的启示非关英雄，更无关男女。

　　有读者评价《巨流河》，“书中最让人感动的是，苦难人生中永远不会消失的美、爱、崇高、勇气、正义、悲悯”。

　　齐邦媛一生爱美，“美的东西常常都是对的”。她在《巨流河》中一笔一画地纪念，朱光潜老师对枯叶之美的疼惜；英美文学课上遇到雪莱诗歌的生死呐喊；遍地战争却无意发现一片河岸小净土的安心平静。

　　年轻时，在台中一中教书，她每天都穿着旗袍上课，优雅的身段让学生至今难以忘怀。今年她八十六岁，出门前口里念叨，“这个丝巾要系着，不系会丑”。要拍照，她转身走到卫生间，涂上嫩幼的口红。

　　
乡愁代言人：“我最大的愿望，只是老的时候，有三间瓦房可以回去。”

　　儿时读了七个小学，台湾对齐邦媛来说，是个“收容所”。做那么多事，也是为了回报这场不错的收留。 １９４７年武汉大学外文系毕业后，齐邦媛收到台大外文系的临时聘书，前来台湾。没想到两年后风云变色，从此全家落脚这座岛屿，她也在台开启外文学术生涯，对台湾文学奉献了毕生热情。

　　巨流河一战失败后，一家人从此流浪了一生。这对齐邦媛而言，是最大的痛处。

　 “六岁离开，从来没有家，在这里，我并不觉得差。”蒋勋、陈文茜等人曾评价《巨流河》：齐邦媛把所有过去波涛汹涌化为了波澜不惊。谁能料到，她在她的小书房里，经常一面看史料，一面哭得不能自已。

　　２００９年，齐邦媛自传小说《巨流河》在台新书发表会上，白先勇、蒋勋、简帧等近十位文学界人士均到场庆贺。这些“大咖”，在她眼中都是“极好玩耍”的“小朋友”。他们也亲昵地唤她为“台湾文学的守护天使”，朱天文、郑清文、黄春明等台湾现代文学家的国际能见度无不首经她手——《巨流河》一书出版后，他们都感到惊讶，这个看似弱弱的女子，竟然如此愤怒。 

     “二次大战的那些法国人、德国人、捷克人等到战争后，终于回了老家。可我们回不去了。”爱国的人没有家可回，这个难题齐邦媛怎么也解不开。

　　齐世英到台湾后曾任“立法院”立法委员。１９６０年，因反对陈诚“内阁”提出的“电力加价案”，齐世英被开除出国民党。生活清苦的他于１９８７年去世。一生再未回去过大陆。

　　“父亲已经死去二十多年，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齐邦媛也为后代担忧，在国外生活的儿子说，“妈妈，你不在了，我们不会再回去台湾。”陌生的大陆更不在他们的人生规划内。

　　辽宁铁岭的市长近年要对齐邦媛作表彰，她心中只有苦涩，“你是个有名的作家，人家给你弄个‘最美丽的啥’什么的，那是假的。” 

    “我最大的愿望，只是老的时候，有三间瓦房可以回去。”年老的她重读《老残游记》，甚是喜爱，“味道贴近北国故乡”。 

   在２０１０年度新浪网“十大好书”获奖感言中，她这样写道：

　　终于，我能以书返乡了，心中亦悲亦喜。我六岁辞乡，一生八十年在漂泊中作异乡人，《巨流河》写我两代人的经历。在我幸能读书教书的后半生，我念念不忘的却是活在有情有义、有骨气的中国的前半生。那一个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但是那些人和那些事令我这般惆怅，这般感恩，让我继续梦想：在如今冰封雪冻的故乡山村，我家仍有三间瓦房，春天来时，燕子会回来筑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