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看《铁梨花》,就像心被锤子砸了一下
盗墓题材电视剧《铁梨花》正在各大卫视热播,作家严歌苓根据父亲萧马的电影剧本改写而成的同名小说也在热卖。日前,严歌苓接受采访,谈到这个父亲萧马为继母写的搁置了30年的电影剧本,严歌苓坦言,她只是将它用新的语言重新写了一遍。
我在语言上几乎就是重写了一遍
《铁梨花》这部作品,您的改编和原著是怎样的一种关系?
严歌苓:《铁梨花》这部作品,应该说整个的故事线索、脉络、人物关系是属于原著的。我的继母是一位六七十年代很有名的电影演员叫俞平,我父亲想让她狠狠的再过一把戏瘾,所以就写了这样一个很符合她的年龄与形象的一个角色,我觉得是我爸爸对我继母事业上的一个支持,一种情感上的投入,这也是他们俩当时一个写一个演最鼎盛的一个时代。
我当时就觉得这个故事写的很好,看起来很惊心动魄,印象很深,就是心像被锤子砸了一下那种感觉。这个剧本一直都没有被拍成电影,所以我觉得挺遗憾的,尤其是父亲到晚年了,那我就把这个剧本拿出来,跟他商量,是不是改编成一个长篇小说,然后我爸爸就开始改。
正好当时我刚写完《第九个寡妇》,在中原的乡村里住过,也看了一个古墓博物馆,把中原古墓的那些墓葬形式基本上做了个了解,然后我就想到,爸爸写完的作品应该用中原的这种语言——河南话、洛阳话来把它再写一遍,所以我在语言上几乎是重写了一遍。
在改写的过程中和父亲有互动吗?会不会讨论一些东西?
严歌苓:我们俩好像很少讨论,一般都是他弄完了我来弄,弄完以后给他看,然后他看的时候可以在稿面上改一改,有时他觉得我知识上面有露怯的地方他就直接改过来了,因为我父亲是个收藏家,对中国的古董、瓷器非常感兴趣,我只是临时抱佛脚学了一点。
我写《铁梨花》是在写两个长篇之间,当时写完了《一个女人的史诗》和之前的《第九个寡妇》,所以我对河南三四十年代的生活很了解,他们怎么逃兵、怎么征兵、怎么抽签,还有那些生活中用的东西我都比较了解。
最开始我爸爸带着我飞
您和父亲在《铁梨花》之前合作过吗?
严歌苓:记得当时我写了一个作品叫《无词的歌》,就是写志愿军的小提琴手失群了之后,被朝鲜老太太救回了家,因为语言不通,无意中摸到了一把提琴,而这把琴只剩下一个琴弦,也就是最粗的那根弦,于是他就在最粗的G弦上拉,老太太偶尔会唱起朝鲜族的小调,他就跟着她唱的拉,这个小提琴手的伤好了,但是眼睛还是看不见,他只能幻想老太太的家里人都死了,孤老太就是家里的顶梁柱,也就是最粗的那根弦,除了这把小提琴,没有人陪伴她。后来战争结束他回来找到这个老太太的时候发现琴还在,可是那位老太太也是一个瞎子,写完第一稿后我爸爸看完之后说根本不行,改完我看了之后觉得自己一下子成长了,这个剧本非常顺利的就通过了审查,并开始拍摄,当时还是我继母演了那个朝鲜的阿妈妮,所以那是最开始我爸爸带着我飞的过程。
他对你写作上的影响一直很大对吗?
严歌苓:我爸爸应该是我的第一个读者,我从开始学写作的时候,他就常常给我纠正一些他认为从美学上讲不够高级的东西,我写的所有的作品都给他看,我觉得他特别会看,只要他一讲他对我的作品的评价,我就定住了,那些正是让我心虚的东西;比如我写完《人寰》在台湾得了百万文学大奖,他看了说确实写得非常非常好,但是你在走向理性,你的形象思维已经开始萎缩了。从那以后我一下子就做了180°的大转弯,我摒弃了那种写法,回到了白描。现在的这些写法更容易吸引读者,因为故事性比较强,比较有趣,读起来不是很费劲。他对我的写作方向一直很有把握,走这边走太多他就提醒你,反正我就觉得我很信他。
绘画和音乐都不能直接表述他心里想的东西
那您是如何评价他的作品的?
严歌苓:小时候我读过他的小说集、散文集。他生命力最旺盛的时期里,因为他不只是个作家,也是个画家和建筑设计家,我住过两幢他设计的旅馆,在他设计的剧院里看过戏,而且他是个音乐家,他拉小提琴拉得非常好,所以我对我父亲在绘画和音乐里的付出印象更深。一直到他40多岁,文革期间他才跟我说他感觉到绘画和音乐都不能直接表述他心里想的东西。
请您简单概括一下和父亲之间的那种关系,一直以来相处的那种关系。
严歌苓:我父亲平常生活的活动跟我很像,他现在耳聋很厉害,在他不耳聋的时候他听音乐,听古典音乐,听大歌剧,我也是,我晚上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听音乐,前面就是写作、看书、读书,这个是跟他完全一样的。
我们俩之间的沟通就是谈谈书,他对我讲音乐,谁谁谁的什么是奏鸣曲,谁谁谁的什么你有没有听过,我说听过了,他就问你听过你觉得怎样,这些东西他都背在脑子里了。
很多这一代的人对于父辈有一种纠结的心理,在你这里好像看不到?
严歌苓:正常的都是孩子很爱父母。父亲从来没教过我怎么写,但是我一写出来他会说这个应该怎么样,他有一个藏书库,里面几乎国内外的经典作品没有一本是没有的,我和我哥哥随便想看什么只要识字都可以随便看的,我觉得我很幸运,尽管我没有读正规学校,但是我父亲这个阅览室就是我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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