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季羡林先生闲聊

　　读了《大国学：季羡林口述史》，一本很有意思的书。书看着又大又厚，但因是一个９０多岁的老人在病房里闲聊，读起来很轻松。这本书记录了老人２００８年１０月到２００９年６月１６日共７４次口述的内容。最后一次口述，距季老去世不到一个月，算是老人临终的话了。蔡德贵是一个６０多岁的老人，能花这么长时间听一个百岁老人的诉说，真的印证了蔡先生“德贵”之名，这份情谊尤让人感到珍贵。

　　能看出，这些口述基本是原始记录，作者可能删除一些不便发表的内容外，大多是原话呈现。比如季羡林谈及给鲁迅儿子监过考，记录者问“他是鲁迅的第几个儿子？”作者对这种冒昧的问话也未作修改，可见是为了保持对话的原貌。可能因这个原因，书中重复的部分颇多，对丁玲、胡也频、沈从文、《儒藏》、朱熹、冯友兰等很多问题都反复涉及，却未见深入。这可能是一个近百岁的老人比较真实的思维状态，心中纠缠了很多问题，真要说起，已无力再作连贯的记忆和思考，所以谈话是碎片式的，话题往往也转移得很快。季老虽有做口述史的愿望，但过高的年事已让他难以完成这样的重任，他自己也说到“脑子忽然就卡壳了”。在我看来，这本书如果叫《与季羡林先生闲聊》或《季羡林先生闲聊录》，就比较名符其实了。我想季老最后对这种口述有了心理依赖，更多的是因这种对往事闲聊的乐趣，并不是真的想留下一部严谨的口述史。

　　这本书虽谈不上是口述史，但对很多传闻还是做了澄清。比如一直有新闻报道说张艺谋拜访过季羡林，但季羡林在谈话中明确否定了这点：“他没有来”过“不认识这个人，名字知道。”在谈话中，他也表达了自己对郭沫若和冯友兰一些作为的不屑，甚至用了“四大无耻”一词。季羡林屡次谈到了对冯友兰想做“帝王师”的反感，可见他对想做“帝王师”的学者，一直保持着一种发自内心的清醒和不认同，即便近百岁了，说起“帝王师”依然是满嘴的不屑。

　　不过老人有些话语的重复很有价值，比如他屡屡从“祢衡骂曹”谈及中国“士”的精神。他说：“我佩服的，文的是梁漱溟，武的是彭德怀。我佩服的就是敢顶，敢顶是中国的士。中国的士，是任何语言翻译不了的，士可杀，不可辱，士跟这个侠呵，有联系。”他一再说，自己最想写的两篇文章是谈中国的“士”和“侠”，他认为把“士”翻译成“知识分子”太浅薄了，认为知识分子除了要有知识外，更重要的是要有骨气。

　　可见，季老在晚年还一直在沉思“士”所代表的“道统”，这里的道统就是指真理世界。孔子说“士志于道”，在儒家看来，“士”所是“道”的承担者，明道与行道才是知识分子的终极使命。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儒家一直认为知识分子个体的人格尊严，体现的就是道的尊严。季羡林所佩服的梁漱溟和彭德怀，都是孟子所说的“不召之臣”在现代的化身。孟子说“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强调的也是季羡林所说的硬骨头，即无论成败进退，知识分子都应以道作为人生的最终依归。只有当“士”所依托的“道”，也就是真理的权威，远远超过君王所代表的政统的权威时，才是儒家所认可的理想社会。我想，这也是季老，反复陈述的“士”和“侠”目的所在。

　　季羡林所强调的“士”的精神，包括儒家很多有价值的政治学和社会学常识，在《孟子》中其实有更多的论述。但奇怪的是，季老却一直认为孟子不是个思想家，认为孟子讲的不过是“仁义”二字。最后季老承认，他“对孟子没有研究”。从这些对话也可看出，季羡林对儒家文化的研究很少，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注和研究，可能更多的是与印度文化相关的佛教文化。但他晚年却不自觉地陷入了以“士”为代表的儒家的思考中，这种心理轨迹也是很值得研究的。

　　对那些想了解季羡林心灵的人来说，这本书无疑是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