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和人的成长

　　周末，和女儿聊天，她突然宣布了第一个自主性的人生规划：奋斗十年，撤离京城，她受不了大都市的压迫。

　　还记得女儿当时的眼神，飘移着小鹿般的不安和惶惑。她期待着我的态度，尽管这个态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在验证我的强势是否还一如既往。多年来，像天下许多母亲一样，我习惯了越俎代庖为孩子设计未来，铺展前程，在孩子的心灵中强制地灌输着成人的理念，母女间的对立和不快时常像一锅黏黏煳煳的疙瘩汤。

　　而就在那个周末的晚上，一本书的思想穿插于我们谈话的场景中，改变了我对女儿的态度，或许还将继续改变我对母亲这个角色的认识和作为。

　　这本书叫做《亲爱的安德烈》。

　　此书汇集了龙应台母子４３封书信，这些书信强烈地触动了我：原来，母亲可以这样做，原来，儿子也可以这样做……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可以”和“不可以”曾经横亘在母子不同时代不同国籍的文化背景中。那个可爱的德国男孩可以匆匆放下母亲的越洋电话去踢球，也可以把母子相聚的时光给他的“死党们”，他在提醒母亲：“你的儿子不是你的儿子，他是一个完全独立于你的别人”。母亲也悟出：母亲之于孩子就是一座老房子，孩子大了就要离开，或许他频频回首，或许他不再回头，老房子的烟火温情终将化作久远的记忆——因为路的牵引就那么现实地铺展在孩子的面前。

　　为什么母亲们在孩子面前会变得强势呢？是什么让天下的母亲们千百年来习惯于以自己为中心，剥夺了孩子的独立和自由呢？反观我们的教育，反思我们的价值观，我们最忽略的大概就是个体间的独立和尊重，人和人的成长。我们自己活得好吗？我们有什么理由把孩子纳入我们格式化生存的规则中？就因为我们是大人？

　　十九世纪欧美的“童年革命”带来了母亲地位的变化，中国没有经历过童年革命，自然也就没有孩子们的自由王国，也就错失了母亲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机遇。连孩子都没有自由的社会是一个现代社会吗？至于中国母亲的地位，那就不言而喻了。来一场童年的革命，再来一场母亲的革命加上父亲的革命会有所改变？

　　在中国，虽然还有一些母亲不能养活自己的孩子，即使哺乳儿女也不认识“母亲”两个字的意义，但，改变已是大势所趋。龙应台是作家，教授，是曾经的台湾文化局长，这诸多的身份使她成为千万个中国母亲的例外，她的混血的男孩居住在德国最富有的小镇上，和中国千千万万山沟里的孩子们也形成了不同国度不同教育背景下的文化对视，在阅读的世界里，这恰恰构成了一道别致的景观。“凝望星辰，月色满怀”。

内容简介 

   安德烈十四岁的时候，龙应台离开欧洲返回台湾，就任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长。等她卸任回到儿子身边，安德烈已是一个一百八十四厘米高的十八岁的小伙子，坐在桌子另一边，有一点“冷”地看着妈妈。他们是两代人，年龄相差三十年；他们也是两国人，中间横着东西文化。失去小男孩安安没关系，但龙应台一定要认识成熟的大学生安德烈。于是，母子俩用了三年时间互相通信。龙应台“认识了人生里第一个十八岁的人”，安德烈“也第一次认识了自己的母亲”。

   收入此书的的三十多封书信，感动了无数被“亲子”之间隔阂与冲突深深困扰着的读者。本书为读者弭平代沟、跨越文化阻隔、两代人沟通交流带来了全新的思维和方法。

    （作者系《齐鲁周刊》社长、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