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现白崇禧:一位名将的荣耀与落寞
■军阀中的仁人志士①
最近,白先勇以600多张照片整理父亲白崇禧一生身影的《父亲与民国》繁体版出版。
他是“军阀”,三次反蒋,拉蒋下台,同时又协助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件”和“皖南事变”。他是显赫一时的北伐名将、抗日英雄,但在海峡两岸的历史书写中,一直被长期冷落和误读。白崇禧一生的风云跌宕,注定了他在民国史中的醒目位置,他个人的兴衰荣辱,也折射了这一段大历史的起承转合与时代选择。
《父亲与民国》:“谁把他们的历史弄丢了?我们到哪里去找他?”
位于广西桂林市中心榕杉湖北侧的白崇禧故居,被一家宾馆的楼群包围,故居仅剩一栋单体楼,墙壁上的“民国黄”刷上去没多长时间,从外墙看过去根本不像是一座有近七十年历史的老宅。这栋房子如今被桂林市接待办挪用,除了门口的几棵大树,证明它确系白崇禧曾经居住过的西湖庄故居,屋内主人曾留下来的痕迹,全部被历年更替的新主人们清扫出门。
白崇禧兵败海南后,1949年12月,自海南退居台湾,常年被国民党特务监视,晚年生活抑郁,于1966年12月2日晨,病逝于台北家中。即便近年来持续升温的民国热,也并未波及白崇禧这个敏感而神秘的角落,他依然处在封存遮蔽的状态。
白崇禧故居及其位于山尾村的祖屋,都是采取“先保存、不声张”的原则,屋内陈设全部清空,只有空荡荡的房子告诉参观者,中国近代史上曾经有这样一位人物,但,似乎还没有到谈论他的时候。
白崇禧成名于北伐,运筹帷幄,决战疆场,“从广州打到山海关”,雄姿英发,堪称“北伐英杰”,这在大陆的历史著述中,处处得到体现;在抗战期间,白崇禧将军策马扬鞭,奔驰沙场,参与指挥过淞沪会战、武汉保卫战、长沙会战、昆仑关之役,尤以台儿庄大捷彪炳史册,这在大陆的史学界也被充分肯定。
但在国共之争中,白崇禧虽然依旧展现出了过人的军事才华,却被历史的大潮所席卷,兵败如山倒,最终凄风苦雨、哀莫奈何。
白一生的风云跌宕,注定了他在民国史中的醒目位置,他个人的兴衰荣辱,也折射了这一段大历史的起承转合与时代选择。
正如《巨流河》作者齐邦媛所说,与白先勇30多年来每次见面总讲相同的事:“书什么时候写?”两人谈了30年,终于“书出了、人老了,把真正想说的说了,这一生,没有白活!”她认为《父亲与民国》和《巨流河》一样,就是因为不能再让“生者不言,死者默默”。
从白先勇的书中,我们可以看到,白崇禧并不是一个只知服从的军人,而是在很认真地思考和探究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但是,在历史的滚滚洪流中,他也陷入自身的局限与执障无法自拔。
在李宗仁文物管理处副主任韦芳看来,“白崇禧身上无形中好像有个紧箍咒,大家都不敢碰”,白崇禧的北伐、抗战功绩,多年来一直淹没在意识形态化的历史叙述中。让韦芳焦虑的是,“若干年后,八桂子民是否会有这样的诘问:谁把他们的历史弄丢了?我们到哪里去找他?”
白崇禧与蒋介石的四十年公私事
白崇禧的复杂性,并不只是在于他1949年作出的抉择上,还因为在其一生中,政治的波诡云谲,在他这一代军人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白崇禧为什么在1949年兵败后选择去台湾,而不是流亡海外?在当时,他可以选择去香港,也可以去美国,甚至还可以去中东国家,但他最后还是去了台湾,“这和他对三民主义的信仰有关”,白先勇在新书《白崇禧将军身影集》中写道:“父亲参加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北伐、抗战、国共内战,他自己一生命运与民国息息相关,他选择台湾作为他的归宿,最后在台湾归真,是死得其所”,“父亲的选择是对民国的尽忠,给历史一个交代”。
在白先勇的叙述中,白崇禧的一生,是为民国的一生,他即便知道李宗仁在美国发表反蒋言论,将会让处于蒋李矛盾中的他左右为难,甚至为李拖累,但他还是毅然选择去了台湾,“宁愿和民国共存亡”。
在台湾的岁月中,白崇禧先是在1952年的国民党第七次全代会上落选中央评议委员,于右任、居正两人往见蒋介石,要求设法补救时,蒋介石听取了二人的意见后,沉吟了一下,即以决然的态度说:“这个,这个,他的问题我知道。”以后便无下文。
白崇禧与蒋介石四十年的恩怨,分合之间,分为四个阶段:最先在1926年北伐时,广州誓师,蒋介石总司令三顾茅庐,力邀白崇禧出任国民革命军参谋长,并兼东路军前敌总指挥,一路北上,最后完成北伐,这个时代是蒋、白两人共同打天下的阶段;但1928年北伐刚结束,蒋担心桂系势力因此坐大,发起了蒋桂战争,广西与中央由此对峙七年,蒋、白分离;1937年“七七事变”,抗战开始,蒋介石又坐专机到广西将白崇禧接到南京,任命他为副参谋总长,并肩八年抗战,直到最后抗战胜利;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任命白崇禧为第一届国防部长,但国共内战后期因白崇禧助李宗仁竞选副总统,蒋白之间又出现嫌隙,1948年“徐蚌会战”(即淮海战役)及其后遗症,令蒋白关系濒临决裂。
“蒋介石用人,对领袖忠贞是首要条件,可是父亲个性刚毅正直,不齿唯唯诺诺,而且有关国家大事,经常直言不讳,加上父亲的桂系背景,蒋对父亲的忠贞是有所疑虑的,并不完全信任。”白先勇认为,父亲白崇禧扮演的是襄赞元戎的角色,绝对无取而代之的僭越之心。
但在台湾,蒋依然对白崇禧颇为防范,先是逼他辞去回民协会秘书长的职务,1958年,又突然将白崇禧的猎友赖阿通逮捕入狱,台面上的罪名是“走私军火”,而真实的原因是他与白崇禧来往密切,白崇禧常去购买猎枪子弹。
在大陆,由于白崇禧曾经操刀“四·一二上海清党事件”和发动“皖南事变”,这个国民党将领被大陆的主流话语称为“新桂系从此走上了公开反革命的罪恶道路”,并且是“始终支持和庇护蒋介石的反革命阴谋和行动”的反动力量,是一名“反共的急先锋”。
在这样的语境下,应该怎样评价白崇禧,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
1930年代:一个军人的广西建设梦
在政治上,白崇禧像一个烫手的山芋,但在桂林当地,他被视作一个有功于桂林的人,桂林的道路、学校乃至城市地位,都得益于白崇禧在1930年代推行的广西建设,而在当时,广西成为光芒四射的“模范省”,这样的荣耀,哪怕在今日已经成为旅游胜地的桂林都无法想象得到。
在桂林街头,一些老人谈起白崇禧,还依稀记得白崇禧在1944年为母亲大办九十寿宴的热闹场景,白家摆席三天,白崇禧的同僚、部属、亲友都来拜寿,蒋介石特派总参谋长殷勤到桂林代表祝贺。
在这场抗战期间的寿宴上,一向不尚奢侈的白崇禧,显得极为铺张。“父亲平日生活简朴,并不喜欢排场,尤其在治理广西时期,提倡斯巴达精神”,在白先勇记忆中,父亲这样的花费,是唯一的例外。
对于出生于贫寒家庭的白崇禧而言,自从进入陆军小学就读,受到孙中山的革命思想熏陶,就一直希望“救国拯民”。当时的陆军小学是革命志士集结的中心,孙中山自1905年在海外组织同盟会后,陆小总办蔡锷、青年教官林虎相率加盟,他们创办的《武学报》,鼓吹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白崇禧进入陆小后受其影响,与同学们纷纷剪去长辫,表示倾向革命,救国图存。
二十一岁时,白崇禧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除了致力于战略战术思想的研究,他还一直关注中国边疆问题,并搜集中国西北边疆的地理和历史发展的资料,他的着眼点并不只是打仗,更主要的是“建设”,奔赴新疆之前,他写信给他的母亲,说此意在效法张骞、班超,立功异域,壮志满怀,绝不后退。
然而白崇禧远征新疆之举未能实现,由于战乱,白崇禧入新之行第一次受挫。在北伐之后,蒋介石授意裁军之时,白崇禧也曾请缨率领第四集团军到新疆实边,蒋介石担心他坐地为王,请求未受采纳。此后,这位一直有戍边梦的军人,在战乱频繁、政治动荡的时代,始终无法实现他的建设梦。他不断主动或被动地搅入各种政治斗争中,直到和这个政治大厦一同下沉。
“和当时的军阀势力不同,白崇禧是真的信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并且有全国观念,希望能够做到救国拯民,而不是争地盘,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申晓云认为,在1930年代的广西建设时期,他对三民主义的信仰更得到了充分体现,白崇禧希望将三民主义落到实处,并提出“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口号。
在今天的桂林王城独秀峰下,依然竖立着由白崇禧倡议建造的中山纪念塔和纪念亭(即仰止亭),几位穿着学士服的毕业生,站在纪念碑前拍下了几张单人照,他们笑称《总理遗嘱》至今有效。《总理遗嘱》的开篇是这样写的:“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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