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蕴瑜：半个世纪前的南海“先知”

　　自1946年参与中国收复南海行动起，麦蕴瑜开始了“开发南海”的持续上书，这位曾经留学德国的水利土木专家也许未曾想到，自己的人生将紧紧地与南海联系在一起，并随着南海的风云变幻而起伏跌宕。

　　1946：迟到的收复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从9月开始，各地受降仪式渐次展开。

　　1946年12月12日，麦蕴瑜跟随国民政府林遵上校带领的舰队，在中国渔民一直称为“黄山马峙”的岛上登陆。而此前，在海南岛失陷之后，黄山马峙一直被日军占领。

　　此时岛上已经空无一人，小径早已被植被盖满，从一些建筑物壁上题字，可以看出岛上日军是1945年8月27日才知道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比全世界晚了12天，悲观情绪和自杀遗言都写在墙壁上而留存下来。

　　这个岛的西南方，在防浪堤之末端，有条大路，路旁有一座日本人建造的纪念碑，上岸近看，上部绘着日本国徽，下面书有5个大字“大日本帝国”。

　　林遵一行登岸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拆除这块日本碑，重新立下中国主权碑。

　　这是中国作为二战后的四强之一，开始收复海疆失地、主张自己海洋国土主权的第一步。麦蕴瑜与海军官兵们一同在碑旁举行接收和升旗典礼、拍照纪念。完成接收工作后，麦蕴瑜又带领测绘小组对太平岛进行了测量。

　　此后，麦蕴瑜又跟随舰队对南沙诸岛进行了巡阅，这位曾经留学德国的水利土木专家并不知道，自己此后的人生将紧紧地与南海联系在一起，并随着南海的风云变幻而起伏跌宕。

　　南沙归来，麦蕴瑜迫不及待地写了一份南沙开发提纲。

　　此时，中国对南海开发的认识还在起步阶段。麦蕴瑜成为中国最早一批对南海有了理论认识并进行过实地考察的科技人员，可谓南海开发的“先知”。

　　这份提纲用工整清晰的铅笔楷书，写在一沓从日军那里缴获的大阪公文纸上——用削得尖细的铅笔写字，是这位工程人员的习惯。

　　麦蕴瑜对南沙建设提出了几个方面的设想：首先，要建立通信。在南沙群岛上建无线电大电台，向大陆一天几次发送海浪和气候数据;其次，要对南海进行测候，设立气候观测所，以及研究台风，海洋潮汐;同时，为了保证航海，应设立灯塔，浮标等设备，以承担中国对此海域的责任。

　　以上三点，既是对南海进行开发利用的第一步，也是战后中国作为与苏美英比肩的大国所担负的国际责任。

　　麦蕴瑜对南海的经济也有一番展望，他建议把南沙群岛上最大的岛屿、面积0.49平方公里的太平岛建设成渔业港和珍珠养殖场，并着手调查南海的两大群岛，南沙太平岛、西沙永兴岛的磷矿资源。

　　但是，民国期间对南海的开发，并未迎来麦蕴瑜所期待的高潮。不久，国共战事即起，麦蕴瑜的宏图只能停留在纸上。

　　1949年10月初，时任国民政府广东省建委主任麦蕴瑜所在的广州陷入了兵荒马乱的最后时刻。他已拿到了全家人飞往台湾的机票，但就在这时，中共地下党找到他，希望他能留守广州，保护留在广州市的各类物资储备。

　　麦蕴瑜决定留下来，建设新中国。

　　致书新政权：“南沙群岛是中国在南海不沉的渔船”

　　这些国家基于改善经济的紧迫需求，“觉醒”了海洋意识。

　　10月14日，广州解放。麦蕴瑜在向新政府移交不动产和储备物资的同时，不久又向新政府献上一份礼物——那份南海开发建议书。

　　不久，广东省政府秘书长云广英两次来到广州市六榕路麦蕴瑜的家。他告诉麦蕴瑜，此行是奉省政府主席叶剑英的指示，并请麦蕴瑜任珠江水利局(管辖两广及云贵的水利)总工程师。

　　此时，新政府已把目光投向了海洋。中共华南分局成立了负责两广的海岛管理科;各市至县成立海岛处或科。这一阶段，对于海洋的开发，还基本停留在渔业生产上。

　　就在这时，南海海面国际风云又起：1951年8月，在没有中方参与的情况下，英美等国主导的《旧金山和约》中，写明日本放弃对西沙和南沙群岛的一切权利，但却未依照《开罗宣言》《波茨坦公约》和《雅尔塔协议》的宣示，宣布将其移交给中国。由此，东南亚国家则在《旧金山和约》的支撑下，开始一步一步地侵占南海岛礁。

　　时任外交部长的周恩来发表了《关于美英对日合约草案及旧金山会议的声明》，强调南海诸岛是中国领土，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战争时一度沦陷，日本投降后为国民党接收。

　　看到周恩来的声明，麦蕴瑜立即将自己收集的资料作为附件一并寄到外交部。

　　广东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麦蕴瑜作为工程技术专家代表，特地在会议上作了题为《南沙群岛是我国神圣领土》的发言。此外，他还致书香港《大公报》，复原接收南沙群岛的过程，宣传海洋意识，说“南沙群岛是中国在南海不沉的渔船”。

　　1957年6月6日，麦蕴瑜致信时任省委书记兼省长的陶铸，再次提出南海开发计划。他还提出，将自己收集编撰材料出书，并请农业专家卓振雄承担编写工作。

　　这部名为《祖国的南疆——南沙群岛》的书稿，约五万字，如果当时能出版，将是中国第一本藉以全面介绍南海、关注海上经济开发的科普读物。但经当时相关部门审读认为，还是由省委办公厅内部印发，不要对外公开发行。最终，这5万字被束之高阁。

　　就在麦蕴瑜用他“先知”的远见，在三十多年的时间，不断给历届政府上书的时候。南海周边各国也纷纷涉足中国南海，这些国家基于改善经济的紧迫需求，“觉醒”了海洋意识。

　　1960年代之后，南沙海域出现越来越多关于油气资源的信息，周边各国纷纷与西方公司合作，介入南海油气开发。

　　中国政府就历次南海岛礁和权益被侵占事件进行了抗议，尽管这些抗议在国际上具有法律效力，但周边各国对中国南海权益的蚕食却并没停止。

　　而此时的麦蕴瑜已经没有了话语权。1966年“文革”开始，正在广东工学院当院长的麦蕴瑜一夜之间就成了“中统特务”。

　　麦蕴瑜沉寂下去的那些年里，国际上对于南海油气田的开发，却热闹非凡。中国和南越在西沙开战的1974年，他不顾自己已被打倒的身份，向政府提出发行一套南沙群岛的邮票，宣传南海是中国领土的海权意识。但是在那个年代，这样的呼喊自然无人听闻。

　　“石油是向南流的啊!”

　　数十年如一日的调查、研究、呼吁，麦蕴瑜终于等来了回应，此时他已经83岁。

　　那份5万字的资料和南海开发建议再次被麦蕴瑜捧出来，交给政府，已经是1978年。

　　这一次，他是把信直接写给刚到任不久的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9月7日，南海海洋研究所人员再次来到麦蕴瑜家，接收麦蕴瑜三十多年来收集的24件材料。其中有关南沙群岛的12件，南海和南海诸岛的11件，西沙群岛的1件。包括麦蕴瑜的作品，以及他常年收集到的他人作品。

　　麦蕴瑜的书稿由手写体变成蜡版字体供“内部参考”时，已是1979年，此时距资料的整理完成已有23年，而整理者卓振雄已经故去16年。

　　数十年如一日的调查、研究、呼吁，麦蕴瑜终于等来了回应，此时他已经83岁。这一时期，中国也开始了对海洋国土重新认识和高度重视的新阶段。

　　在女儿麦彭年的记忆中，父亲是位很随和的人，很少发怒。她记得父亲唯一一次在家拍着桌子发过的一次脾气，那是1980年代，因为南海油气田。麦彭年问父亲怎么回事，麦蕴瑜指着桌上的报纸说，南海石油的储量非常大，我们自己不拿，就给别人拿去了。麦彭年问，人家怎么拿走?父亲痛惜地说：“石油是向南流的啊!”

　　不仅向中科院南海所捐赠24件文献，麦蕴瑜还把几十年间收集、整理的南沙群岛资料，全部贡献出来。其中有一份资料异常珍贵，那是一个意大利传教士收集的。这个传教士早年来到中国传教，偶然的机会对法国人和日本人在中国南海的活动产生了兴趣，于是数十年间不断地收集有关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的资料，并汇编成册。1950年代，传教士将要离开中国，他将资料转交给了麦蕴瑜，并对麦蕴瑜说，“南沙群岛、西沙群岛属于中国，这些资料也属于中国。”

　　前来接收这批资料的赵焕庭当时在中科院南海所任职，此后长期主持整理麦蕴瑜捐赠的资料。也正是受到麦蕴瑜的影响，1984年，赵焕庭主持科研计划工作时提出展开南沙海洋科考的计划。

　　1988年12月，在广东省、广州市和海军军事学术研究委员会联合举办的纪念收复南沙群岛42周年座谈会上，91岁的麦蕴瑜专门递交了书面发言，再次强调中国对南沙拥有主权。

　　继1984年以后，1985、1986年中科院先后3次考察南海。1987年国家科委接纳了专家的建议，将“南沙群岛及其邻近海区综合科学考察”列入国家“七五”计划的科技专项。自1946年提出开发南沙愿景，并持之以恒坚持数十年的麦蕴瑜，终于有机会看到了一个广阔的南海调查、开发蓝图徐徐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