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前的“大逃港”

　　1950年代至80年代，有将近100万名内地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香港。这被研究者认为是冷战时期历时最长、人数最多的群体性逃亡事件，史称“大逃港”。这是一部跨度达30年的惊心动魄的逃亡史。

　　逃港?什么是逃港?

　　2009年10月，陈秉安用了20多年写出来的长篇报告文学《大逃港》出版了。深圳有关方面对这部著作颇为重视，很多官员把它当成对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三十周年的一份特殊献礼。

　　这一切还要从1987年说起。当年6月，深圳市罗湖区的一家港资大酒店举行开业典礼，其总经理邀请深圳特区报派记者出席。这个任务落到了刚刚到报社工作的陈秉安身上。

　　庆典的开头很寻常，可到了主人致辞的时候，情况却起了变化。台上的总经理，在念了一半欢迎词后，居然捧着演讲稿嚎啕大哭起来。

　　台下一片寂静，人们都望着这个失态的总经理。他稍微冷静了一下，突然用脚蹬了蹬铺着崭新红地毯的地面，哽咽着说：“我的父亲……20多年前，就在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他背着我，已经快到河边了，一颗子弹打来……”

　　“不瞒大家。”他擦去眼泪，说道，“正是为了他当年对我的期望，要活得有出息，我才把酒店开在了这个地方。”

　　就像台下的许多人一样，刚刚辞去湖南老家的工作，孤身来深圳“闯天下”的陈秉安，并不清楚在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过什么。他赶紧询问一个在场的当地居民，才得知，“原来这个老板，是逃港过去的呀”。

　　“逃港?什么是逃港?”他开始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在这个总经理的身上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不久之后，类似的事情又一次发生。

　　当时陈秉安去一家港资工厂采访，邱姓厂主在接受完采访后，突然把他拉到了一个无人之处，问道：“有一段发生在我身上的历史，你敢写吗?敢的话，请你跟我来。”

　　陈秉安随车进入深圳东部的闸门山。两人在一处河岸边下了车，河对岸便是香港。厂主指着对面的一处小树林说：“请你仔细看。”陈秉安顺着对方指的方向望去，在小树林的边上，有一丘小小的坟墓。

　　“那是我的哥哥。”这个厂主的眼睛闪烁着泪光。在随后的聊天中，陈秉安才知道，20多年前，邱姓厂主和哥哥一起从这个地方逃往香港，途中遭遇边防部队的追捕，哥哥背上中枪，他眼睁睁地看着哥哥倒在河里，却没有一点办法。

　　后来，他在香港打拼出了一番事业，还把厂子设到了深圳。在来内地之前，他在河的那边堆了一座空坟，立了一块墓碑。

　　“请你把我的故事写下来，告诉所有人，在这块土地上，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这对我个人，对我们的国家，对我们的民族，都是一笔财富。”他这么恳求陈秉安。

　　从那一刻起，陈秉安突然意识到一种使命感，“就如同已经被掩埋了许多年的宝藏，突然无意中露出了一丝缝隙”。他开始寻访这段此前少有人知的历史。

　　为什么要逃港?这个问题，陈秉安曾经问过很多人，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贫穷和饥荒。

　　“督卒”与“扑网”：大军南下，来势汹汹

　　1957年，农村集体化进一步升级。宝安县委通过《关于限制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几项规定》，限制社员自留地和副业收入，副业收入不能超过全家全年总收入的30%;社外农民不准开荒，不准弃农经商，“以彻底堵塞资本主义漏洞”。

　　到了1959年，广东出现了严重的饥荒。在当时的深圳，曾经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

　　在民谣背后，则是一组惊人的数字。根据陈秉安掌握的资料，在目前可以查阅到的文件里，从1955年开始出现逃港现象起，深圳历史上总共出现过4次大规模的逃港潮共计56万人次。

　　逃港者多为农民，也包括部分城市居民、学生、知识青年、工人，甚至军人。从政治成分看，普通群众居多。逃港的方式，可分走路、泅渡、坐船3种。

　　广东人把这种水路偷渡称为“督卒”，借用象棋术语，取其“有去无回”之义。在许多当地人的记忆中，一到夏天，水库和河里便人满为患。不少孩童从小就被家人灌输，“好好练游泳，日后去香港”。

　　泅渡毕竟是年轻人所为。中老年人和儿童妇女通常选择陆上偷渡，从深圳梧桐山、沙头角一带，翻越边防铁丝网，粤语中戏称为“扑网”。为了躲避警犬，一些逃港者临行前会到动物园收买饲养员，找一些老虎的粪便，一边走一边撒，警犬闻了粪便的气味，便不敢追踪。

　　据宝安县委的一份文件记录，1962年，广东出现严重饥荒，大量居民逃往香港。在宝安县由东至西百余里长的公路上，外流群众成群结队，扶老携幼，如“大军南下，来势汹汹”。

　　陈秉安曾遇到过一个逃港者中的传奇人物，这个人先后偷渡了12次都被抓住，创下了一个记录。到第13次，边防战士看了他都脸熟，实在不好意思再抓了，他才成功地逃到了香港。

　　不过，当时对偷渡者的打击是异常严厉的。凡不经合法手续前往香港者，都被视为“叛国投敌”。在上世纪60年代之前，边防战士遇到不听命令的偷渡者可以随时开枪。

　　这种风险极大的逃港风潮，还催生了一个新职业——“拉尸行”。在鼎盛时期，深圳活跃着200多个“拉尸佬”。上世纪70年代末，深圳蛇口海上派出所曾经规定，“拉尸佬”每埋好一具偷渡客尸体，就可以凭证明到蛇口公社领取劳务费15元。

　　陈秉安曾采访过一个当年的“拉尸佬”。这个老人告诉他，最多的一天，自己从公社领到了750元，而在他埋葬的50具尸体中，有4个是他的亲人。

　　“‘改革开放’这4个字，你们是用笔写的，我们，是用血写的”

　　应该拿逃港者怎么办?这成为摆在中国领导人面前的一个难题。

　　1962年，人民日报的一个记者受上级委派，来到深圳。他想搞清楚，这儿究竟发生了什么。结果他经历了和陈秉安类似的事情。

　　一个当时负责接待这个记者的当地官员向陈秉安回忆，他为这个记者办理了一张过境耕作证，派一位会粤语的公安科长陪同，随着逃港的群众，前往香港九龙。

　　回到深圳后，这个记者有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闭门不出。他先后写了4篇内参，把自己看到和认识到的情况向中央报告，希望中央能从大逃亡中“吸取教训，反思历史，调整政策”。

　　半年以后，原本铁板一块的政策，开始有所松动。据说，有国家领导人指示，对逃港者放宽不究，并且禁止边防部队向逃港者开枪。与此同时，内地开始通过香港购买粮食，饥荒有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60年代，逃港者回乡主要是带食品，猪油、面粉这些生活必需品，后来慢慢地开始带回来糖果、时装、香烟，能够提高生活品质的东西。到了70年代末，“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在香港已经成为小老板的逃港者，纷纷回到宝安来开办来料加工厂。

　　在1978年12月安徽省的小岗村农民要求“包产到户”之前，宝安县的农民早已经在搞“引进外资”办三来一补企业和养鸡养鸭养鱼出口香港了。

　　宝安县的这些“对外开放”的土政策，60年代得到了陶铸的支持，70年代得到习仲勋的支持。1978年，习仲勋主政广东后，经过大量的走访，他意识到，光靠严防死守不可能有效地遏制偷渡，必须另辟蹊径。随后，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向中央提出了在深圳设立经济特区的想法。很快，他们便迎来了复出不久的邓小平。

　　据说，在他们忐忑不安地汇报了逃港情况后，邓小平却出奇地沉默。他连吸了几根烟，平静地对大家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生产生活搞好了，才可以解决逃港问题。”

　　1980年8月26日，在逃港的桥头堡深圳，率先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负责广东特区筹办、曾兼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的吴南生回忆道：“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逃港的人群突然消失了!”

　　一个宝安当地的村干部也告诉陈秉安，在深圳特区建立以后，他心里依旧不太放心。在农民每天出工前，他都拿着一本花名册，让人们依次在自己的名字后面打上红勾，每天收工后，再打一个勾。

　　很快，这个村干部发现，这样的检查实属多余，每天出工多少人，回来还是多少人。不仅如此，许多已经逃到香港的当地居民，在听说深圳设立经济特区、政策放宽后，又都回来了。

　　这些事情，宝安县的老百姓在以前是不愿说或者不屑说的，更不愿把办深圳经济特区，搞改革开放同宝安县的外逃联系起来对外人说。进入21世纪他们的声音就响亮了：“逃港又怎样?”“改革开放是从我们宝安县搞起来的。”他们敢于为自己辩护了。

　　在深圳特区成立十周年的1990年，陈秉安采访到了前来深圳参加庆典的习仲勋。当聊起那段历史时，习仲勋意味深长地说了这样一番话：

　　“千言万语说得再多，都是没用的，把人民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唯一的办法。不然，人民只会用脚投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