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省图”背后的名人们

　　最近几年，山东省图书馆（以下简称省图）《大众讲坛》邀请了一系列国内历史文化名人来济开设讲座，“像莫言、傅佩荣、薛中锐，这样的讲座，省图一个季度平均会举办三四次。”省图读者服务部的任蒙告诉记者。

　　从清宣统元年立馆至今，山东省图书馆已经走过百年。回顾百年省图，始终都要提及这样几个名字：王献唐、路大荒、屈万里。

　　２００９年７月，省图举办了“王献唐、屈万里、路大荒学术研讨会”，对于百年省图，他们是当之无愧的扛鼎之人。

1922年的山东省图书馆大门
 

王献唐：我的心，永远向着大明湖

　　１９２９年，山东图书馆更名为山东省立图书馆，王献唐为第一任省图书馆馆长。

　　他的孙子王福来在回忆文章《我的祖父王献唐》中提及，祖父把彼时位于大明湖遐园的山东图书馆称为自己的家。“因为祖父为省图倾注了太多的心血。”

　　其中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发生在七七事变后王献唐携带十余箱馆藏文物远走四川。“１９３７年１０月，日军侵占济南后，山东省立图书馆悉数被毁。图书文物除王献唐带到四川的那些外，几乎荡然无存。现在咱们省图之所以在全国十大图书馆中位列前茅，如果没有王献唐老馆长战时抢救保护下的馆藏，是达不到的。”省图历史文献室的杜云虹主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此评价。
 

　　王献唐自号“向湖老人”——永远心向大明湖。而他对于省图书馆的所作的事情，也无愧于这个名号。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２７日，王献唐与屈万里、工人李义贵三人单枪匹马携带从馆藏中精心挑选的十余箱珍贵文物、古书，于连天的烽火中，“过铜山，经汴郑，出武胜关，凡八日行程，三遇空袭，而抵汉口”，辗转数千里，历时一年多入川。这一去，就是十三年。
 

   “在将图书文物存放在乐山大佛寺天后宫中后，面对外面轰鸣不已的飞机轰炸，王献唐一刻都不曾离开这批宝贝，日夜守护。别人劝他暂时躲避，他说：“这是山东文献的精华，若有不测，何以对齐鲁父老？只有同归于尽了！”当时与王献唐同去搬运古籍的省图老工人李义贵回忆。
 

  　“期间的颠沛流离，今人或者可以想像。战乱之时，自顾不暇的国民政府对于王献唐的馆长薪资也已经断掉，老先生只能以应聘当时国民政府国史馆副编修及武汉大学、西南联大教授来维持保护这批文物的开支。”与王献唐私交甚密的路大荒的孙女路方红教授在接受《齐鲁周刊》采访时陈述。

   “在得知抗战胜利后，王老先生激奋不已立马画了一幅《巴山蜀水》寄给我爷爷路大荒，欣喜之情跃然纸上。虽然当时他人还在四川，但心大概已经飞到大明湖省图书馆——他的家里了。”

路大荒：背着蒲松龄手稿去逃亡
 

　　１９４８年济南解放，路大荒受时任图书馆馆长的王献唐之邀接任图书馆整理委员会副主任，后改任副馆长。
 

　　１９５９年他由蒲松龄故居管理委员会再赴省图，主持古籍善本的选购鉴定与整理。
 

　　而在省图的时光，仅仅是路大荒传奇一生的某个节点。
 

　　搜索百度词条路大荒，赫然映入眼帘的是这样一个震人耳目的标题：背着蒲松龄手稿去逃亡——记中国第一位蒲学专家路大荒。
 

　　在路大荒年近半百时所做的《游燕歌》一文中，有这样几句：“典衣缩食收书画，人笑我痴痴又痴。一见古玩都不顾，数年佣书买文抄。”
 

　　“有一次我在爷爷家里，那时他已经七十多岁了，瘫痪在床，他轻声的唤我到床前，说，‘到那橱子上找出那本蒲氏文集，有两行念给爷爷听听。’他说，这里面可以再加上两个字，如果还有机会再版，希望可以自己亲手加上。”路方红教授自幼跟着路大荒一起生活，她回忆。
 

   “经过文革的反复抄家与惊吓折磨，爷爷的身体一下子就垮了。而即使在病榻上仍旧念念不忘自己苦心搜集的蒲氏手迹。早年，爷爷曾经就蒲松龄研究问题与胡适进行切磋。日本蒲学专家平井雅尾也曾在文章中提到：路君与胡适氏为知己之交，为当地蒲学研究第一人。”  
 

　  “而爷爷在抗日战争时期带着蒲氏手稿逃亡的事情，我打小就知晓。”随着打开的话匣子，路方红教授的幼年回忆也随之涌来……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的一天，已经进驻淄川的日本人得知路大荒家中有蒲松龄的手稿，前去搜查，早已得知消息的他带着手稿连夜躲进了深山。其后易名路爱范，隐居在大明湖东畔的秋柳园，靠卖点字画过着一贫如洗的逃亡生活，而爷爷在淄川的老屋及多年收藏的字画都被日本鬼子付之一炬。
 

　　“在得知爷爷在济南后，日本人就来请他担任淄川县长，爷爷一口回绝：‘路大荒早已不在人世，只能运尸首回去了！’后来有不少日本人慕名来重金购买这部手稿，爷爷一概回绝，只说，‘要路爱范的命倒有一条！’”
 

　　“就是爷爷这样一位苦心孤诣的学人，建国后毫不犹豫地把自己倾家荡产存留下的所有关于蒲松龄的资料手稿捐给了省图书馆，这些珍藏后来成了省图的镇馆之宝。”

屈万里：我的根，一直在大陆
 

　  屈万里在省图整整待了七年。从这里开始的十几年后，屈万里成为台湾著名的经学大师。
 

　　“梁启超、傅斯年、王国维是对我影响最为深远的师友。我的师承，我的根，永远都在大陆。”在回忆文章中，屈万里如此陈述。
 

　　１９３２年元月，屈万里结识了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栾调甫。由栾调甫牵线，屈万里来到山东省立图书馆做馆员，后调升编藏部主任。
 

　　不久之后，抗日战争爆发，华北告急，屈万里参与到王献唐发起的携书远省，跋涉七千余里入川的行动中。
 

　　１９３９年，屈万里与王献唐在四川乐山的生活已经相当窘迫。不得已到重庆自谋生路，后经在重庆的孔德成介绍到中央（南京）图书馆任编纂、特藏组主任。
 

　　屈世昭（屈万里的大儿子）记得母亲对他说过，“你父亲１９４９年４月，应傅斯年校长的邀请去台湾大学教书。他常说与傅斯年共事，获益匪浅。”。屈万里在台湾历任中文系主任，“中央（台湾）图书馆”馆长，“中央（台湾）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并曾多次出国讲学。
 

　　“１９９５年，屈万里的大儿子屈世昭去台湾祭扫的时候，根据父亲屈万里的遗愿将他的绝大部分手稿与信札带回大陆，在２００１年分两次捐给省图。２００２年的１０月份，我们省图书馆为屈万里先生建立了纪念室。”省图历史文献室的辛镜之告诉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