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与控烟的社会谈判

  作为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缔约方，２０１１年１月起，中国内地将在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和其他可能的室外工作场所完全禁止吸烟。国家卫生部的“禁烟令”已经正式实施。烟，这个一度停留在讨论总结里的词，开始汹涌地进入我们的公共生活。

香烟的原罪与欲望战争

    美洲印第安人是人类吸烟的始祖，它传入中国的时间约在１７世纪上半叶。明末清初，吸烟之风传遍全国。而“烟草”一词的正式出现是在清代中期。　

    １８８３年，美国人本杰明和杜克兄弟俩利用詹姆士杜·邦萨克发明的卷烟机制造了卷烟，约七年后，上海的美国洋行老晋隆将卷烟带到中国销售，并于第二年运来机器就地生产。于是，以上海为发端，中国人开始了抽吸香烟的历史。   

    作为舶来品的烟，与茶、酒一样渐次成为中国交际文化的一部分，尤其在社交场合，香烟成了调和人际关系最方便的媒介物。初次见面、求人办事、请客送礼，都少不了香烟的周旋。另外，尼古丁对神经的独特刺激作用，也是人们依恋香烟的重要原因，朱自清体验出烟“像伴”一样的滋味：“香烟头上的火一闪一闪的，像亲密的低语，只有自己听得出。”；贾平凹曾说，他一生有三大嗜好：香烟、明月、辣椒，信奉“文章没根，全凭烟熏”。

    
    然而烟草是少数生而带有原罪的商品之一。这个原罪让烟草毫不费力地漫卷全球，也让它始终无法真正获得大部分国家在政治和文化上的永久性豁免，从而时刻噤寒于自我身份的不确定性。

    烟草的原罪并不是波斯国王沙西菲们所担心的“上瘾也是一种王权”，而在于烟草与呼吸系统疾病的高度关联：自１９５１年英国那场以注册医生为调查对象的“吸烟与健康”研究项目开始，到１９６７年首次以加强吸烟与健康宣传、开展戒烟经验交流的“吸烟与健康大会”在纽约举行，烟草作为“灵魂之草”的文化地位开始动摇。

禁烟与控烟的社会逻辑：敌人不是烟草，是人类自制力

 很大程度上，“自制力”的来去和隐现是我们的日常生活画卷上最独特的油彩之一，也是人区别于机器的重要指标：历史上大部分自制力薄弱者都易被世人倾慕和同情——比如刘伶和王尔德；自制力强大者则承载着更多的怀疑和苛难——比如像斯巴达人般恪守生活清律的希特勒。

 “禁烟”是一种社会强制手段，是权力的绝对性要求，往往伴随着严刑峻法——也就是说，禁烟是权力证明其社会整合能力的方式之一。很可惜，这样的“禁烟”大多以失败告终。“禁烟”之所以失败，乃是因为禁烟的皇权和教权们找错了对手：敌人并不是烟草，也不是吸烟、种烟、贩烟者，而是一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高手——人类的自制力。

 “自制力”并不能被每一个人运用自如，而现代社会对个人权利的定义又是如此敏感，“控烟”方能逐渐取代“禁烟”，成为烟草治理的基本策略。从“禁烟”到“控烟”，胜利的既不是种烟者或制贩烟者，也不是众多曾经躲在暗处的烟民，而是一个尊重个人选择、承认人类本性的治理体系，一个更平等、更包容、更多样化的社会。

 这是一个可以谈判的社会，各种选择和倾向就某事展开沟通：控烟者承认烟草给吸烟者带来的精神舒缓，吸烟者也承认烟草对自己和他人健康的伤害，但双方都不以各自的利益为由扼杀对方，而是积极换位思考，给对方充足的生存和改善空间。

“烟草经济”的中国困境？

　　作为烟草业的管治者，现代政府既是经济行为的调控人，也是公共产品的提供者。烟草是大多数当代国家重要的经济部门，稳定地提供巨量税收、投资以及就业，甚至还是一些国家的支柱产业。

    在中国，烟草行业的地位不可小视。

　　一方面，烟草行业支撑着庞大的就业大军。根据国家烟草专卖局统计，目前中国有烟农３６０多万人，零售户４００多万户，烟草行业有５０万名职工。另一方面，烟草业每年上缴上千亿元利税。数据显示，２００８年１—１１月份，中国卷烟制造行业实现利润６９４．７亿元。
    用什么来替代烟草经济？这是在控烟的国际潮流之下，治疗中国经济“烟瘾”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杨功焕表示，６０多位公共卫生专家、经济学家、法学家等首次联手，历时一年半对控烟与经济发展进行研究，结果发现，烟草流行是中国慢性病快速上升的主要危险因素，烟草业已成为最大的健康危害型产业。该份名为《控烟与中国未来》的报告显示，在我国，烟草导致的健康危害已使其社会经济效应呈负值，去年，其社会净效益已由１９９８年时的正１．５亿元骤降至负６００亿元。“这意味着，由吸烟导致的包括医疗成本、劳动力损失等社会成本已经远远高于烟草行业的总成本、缴税总额、就业贡献等价值总额，而且在未来２０年这种净效益还会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