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怒汉》中国变形计

 

　　电影《十二公民》自5月15日上映以来口碑爆棚，在《复仇者联盟2》《超能查派》等多部好莱坞大片强压下，连续两周打破常规，成为2015年首部周末票房逆市增长的国产影片。

　　对人性的剖析和对法理公义的坚持，使《十二怒汉》成为了宣扬美国陪审团制度的最经典电影，日本、俄罗斯等国均曾翻拍。话剧导演徐昂据此改编的电影处女作《十二公民》，延续了原作的基本剧情，只不过，中国故事搬到了现实之外的一个大学模拟法庭中，但恰好踩在了一个特殊的节点上映——7天后，最高法院启动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法律圈开始假想：如果中国也有陪审团，会是这样的结局吗?

　　导演徐昂说，这部片子正是一次几乎不付出任何代价的试验，“它验证了某种生活的可能性”。

 

　　模拟的中国“陪审团”

　　2012年的一天，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韩大书接到了弟弟韩景龙的电话：有没有可能把《我们检察官》与《十二怒汉》结合起来?

　　韩大书的第一反应是：“根本不可能，中国没有陪审团制度。”

　　麻醉师出身的70后编剧韩景龙，原本擅长写惊悚剧，但拍法律剧的念头在他的脑子里已经转了很久。

　　韩景龙的想法，得到了所在公司聚本传媒总经理王鲁娜的支持。经韩大书推荐，聚本传媒买下了辽宁省人民检察院办公室主任李玉娇创作的电视剧剧本《我们检察官》。由于拍摄成本问题，电视剧计划一直被搁置。他们打算从电影入手，于是开始接触各类导演。

　　王鲁娜注意到了话剧《喜剧的忧伤》，这部戏让她想起了著名庭审剧《哗变》。她给《喜剧的忧伤》导演徐昂发了一封电邮，问他有没有想拍的电影，徐昂回复，《十二怒汉》。

　　70后话剧导演徐昂，从2005年就筹划着翻拍《十二怒汉》。在法学院朋友的启发下，他甚至早已想到了在没有陪审团制度的中国如何“对话”——模拟法庭。

　　韩景龙和王鲁娜也都很喜欢这部老电影。于是，导演徐昂、编剧韩景龙、制片人王鲁娜，在饭桌上碰了面。

　　几个人合计出了这样的中国故事背景：某政法大学举行普通法补考考试，学生们要完成一次模拟审判，而他们的家长被要求组成“陪审团”参与其中。

　　第二次会见，韩景龙带来了自己在最高检工作的姐姐韩大书，检验他们想法的可行性。

　　“你的目的是什么?你想得到什么解决方案?这个解决方案具体的实施办法是什么?”韩大书接连抛出问题。

　　“通过这部电影与十三亿中国人做一场理智对话，为司法机关与老百姓找到一扇沟通的大门。”徐昂回答。

　　韩大书感觉“完全被吸引了”。她当公诉人时，曾因被受害者家属误会而掉眼泪。而根据真人故事创作的剧本《我们检察官》，主人公也是个被误解的检察官。

　　韩景龙说，《我们检察官》剧本的主题，正好与《十二怒汉》相似。导演徐昂也认同，可以让一个法律工作者加入。

　　两个剧本一结合，检察官进了“陪审团”，成为第一个确定的角色，而且还是那个最初坚持无罪并引导整个故事逆转的8号陪审员。

　　河南人和富二代，现实的中国社会偏见

　　导演徐昂拍《十二怒汉》的最初冲动，是想借由这部电影的故事框架讨论中国社会的偏见。他从原作中不止看到了“十二个人”，还有“十二种愤怒”。

　　在徐昂的认知里，“中国最大的偏见来源就是贫富差别”。而中国社会缺乏常识和通识，让他感到失望。

　　他打了个比方，就像把杯子放在一块玻璃板上，“从最底层看，和从上面俯瞰，描述时并不是同一个东西，但我们都非常确信我们看到的是对的。”

　　徐昂记得，当时正值李某某案在风口浪尖上，剧组内部讨论的热闹程度，丝毫不亚于《十二公民》中的情节。有的人站在儿子的角度上谈父母，有的人站在父母的角度上谈儿子;有人看到的是一个挣了很多钱的歌手的儿子，也有人说这个父亲没做错什么。

　　在案件设计上，被指控谋杀亲生父亲的美版贫民窟少年，到了中国，成了一个傍着有钱继父的富二代，而他的亲生父亲，则是河南人。

　　其实，创作团队当时考虑过包括东北人在内很多容易产生地域歧视的地区。最后一致讨论认为在北京，可能选用河南人更具代表性。

　　中国检察官文联、辽宁检察官文联、北京检察官文联等单位参与了联合摄制。剧本过审时需要参考最高人民检察院政治部的意见。

　　除了一些法律细节的建议，最高检还提出加上一些“展现检察官日常生活和办案情况”的外景戏。于是，剧本又加了检察官陆刚办案的故事，并且一开篇就交代了8号陪审员的身份。

　　除了8号陪审员早已确定是检察官，创作团队接连又敲定了其他11人的角色——法学研究生、工程师、出租车司机、房地产商、蒙冤入狱过的社会青年、急诊科医生、小商贩、退休老人、“吃瓦片”的北京人、河南保安、保险推销员……

　　历经十个月，剧本才定稿。拍完后的成片审查，几乎“一刀未剪”。

　　据徐昂回忆，当时最高检来的恰好也是十二个人，其中十一人在放映结束后站立鼓掌，但是有一人面色凝重地坐在原位。

　　后来他才知道，这位先生在意片中的河南人角色。有人出来打圆场，电影本身就是反对地域歧视，“这部电影并不歧视河南人，是在帮河南人”。

　　用个人的崩溃，完成对司法精神的尊重

　　12名主演都是话剧演员，他们主要来自国家话剧院和北京人艺。电影也是按照话剧的方式拍摄，开拍前还排练了17天。演员们一起住在酒店，从早上九点排练到晚上九点。

　　由中国人组成的“陪审团”如何呈现，演员们有时候也会跟角色较劲。

　　国家话剧院演员赵春羊跟导演的分歧最多，有时他按剧本演不下去，分歧解决了，才能继续。他琢磨自己演的房地产商，应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代表理性的声音，不断地推论，所以坚持到倒数第二个才投无罪票。

　　北京人艺演员班赞感到最得心应手。11号保安这个角色就是为他量身打造的，原型是人艺的一名河南籍保安。在剧中，“合理怀疑”这个名词，正是这位曾报考过政法大学但没考上的学校保安说出来的。不过班赞认为，11号陪审员未必真的懂得这个词的含义，他只是“喜欢用专业名词说话”。

　　大多数角色多来自底层，他们的转变，并非完全认同疑罪从无等司法理念。9号退休老人是出于同情，11号保安是为了反对10号，7号的小商贩仅仅是因为“我烦了”。

　　韩童生饰演的3号出租车司机最后一个投无罪。他道出了儿子离家出走之痛，情绪几乎崩溃。在徐昂的理解中，他最后发泄完自己的情绪后，最后才否定了先前的自己，出于对生命的尊重而投了无罪票，“他的偏见是人类更大的困境，这个困境叫做爱”。

　　在韩童生看来，3号是用个人的崩溃，完成了对司法精神的尊重。一开始他怀疑过，一切都是虚拟的——陪审团是虚拟的，最后投票也不会真正影响到他人的生死，“大家会对这个片子感兴趣吗?”后来，他发现，越来越多的人被带进了故事里。

　　人性VS法律观念，哪个更有本土化价值

　　在电影上映前，检察官的外景戏由于影片严重超时而被删除。徐昂在影片末尾加上一个陆刚寻找自己检察官证件的镜头，交代出8号陪审员的身份。

　　然而，上映后，8号检察官证的最后一亮，就引来了法律圈的吐槽。

　　在陪审团制度里，检察官、法官等司法人员都不得加入。中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试点方案，也明确将法官、检察官和律师排除在外。

　　徐昂很无奈，“没有这个镜头，那前面删掉的外景戏都要加上。”

　　饰演8号陪审员的何冰急了，“天呢，它不是普法戏，不是法制宣传片，它只是借助这个框架，在说人嘛。”

　　电影上映后，何冰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我看这电影聊的就是偏见”。他非常认可这个评价。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陪审团制度只是一个比方，“我们要懂什么是戏，戏是个比方，假装说里面蕴藏着一个核心的内容，我们要看到那个核心的内容，千万不要被这个比方带走了”。

　　对于不同阶层人性的挖掘，其实也是导演的本意。“对公平正义最朴素的追求，只是它的一个侧面。”徐昂说。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车浩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分析，美版《十二怒汉》之所以被奉为经典，在于三个层次所叠合出来的厚度，这正是这部电影的灵魂所在。日本、俄罗斯、中国的翻拍作品，都复制了这样的结构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理念问题。先要树立起一个靶子，表现为法律领域中的一些重要观念，无罪推定、疑罪从无、合理怀疑，等等。

　　第二个层次是技术问题。设计出能够让人通往前一层次的无罪结论的合理怀疑，这些疑点都是射向靶心的一支支小箭。

　　第三个层次是人性问题。共同搭弓射箭的十二个人，有哪些偏见，阻碍了他们去认识这些疑点，或者说即使认识到仍不能顺利地通往疑罪从无的结论。

　　十二个参差有别的个体，会不会找到箭，能不能、愿不愿一起拉开弓射出去，就大有看头了。只有设置了这样的前见甚至偏见的人性障碍，实现上面的目的——通过发现疑点而最终认定被告人无罪——的过程，才会一波三折，充满戏剧的张力。

　　在车浩看来，这个故事如果出现在中国，最大的障碍是在第一层次的法律观念上，它才是最应该有本土化价值的地方。《十二公民》在人性偏见上“用力过猛”，以至与前两个层次严重脱节。于是，十二个中国人，在面对一系列与其内心观念完全不兼容的原则来进行定罪这一点上，居然比美国人更加顺利地接受。

　　参加包场观影的刑辩律师郝亚超说，她就经常被骂“为杀人犯辩护”，疑罪从无这样的理念距离普通老百姓实在太远，他们更能理解什么叫杀人偿命。在她看来，现实生活中，可能很难像影片那样，12个陪审员最后都接受了无罪的结局

　　(文据《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