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庆炳的“徒弟圈”

　　6月14日，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文艺理论领军人物童庆炳辞世，享年79岁。1988年，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联合举办了首届文学创作研究生班，莫言、余华、刘震云、迟子建、严歌苓、毕淑敏等近40名青年作家被录取。童庆炳是这个班的导师，他也因此被称为中国文坛“教父”。

　　童庆炳的学养、人品，不仅影响了一大批当代文坛的重要作家，近60年的教师生涯，也使他桃李遍天下，同时，他编写的教材被全国500余家高校使用，影响了一批又一批年轻的学子。

　　莫言：“得意门生”逃课修房子

　　在所有学生中，莫言应该是最让童庆炳“自豪”的一个。

　　2013年1月22日，莫言受聘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在接受了董奇校长的聘书后，他发表了讲话，把聘书说成是“入学通知书”。他随后回忆起1988到1991年在北师大读研究生时的情况，认为那几年度过了一段很有意义的时光。对于那时没有抓紧学习文学理论和英语等课程感到遗憾。“那时怎么会觉得这些日后知识会有用呢?那时很年轻，什么都学得进去，可就是不去好好学。”

　　他接过校长的礼物——装帧成册的他1988年到1991年以及读硕士研究生时的全部档案。成绩单、论文评议书、年轻的入学照片、所填的各种表格，其中有老师童庆炳的评语。

　　莫言说：“老师就是老师，学生就是学生。在学生困难的时候，挺身而出;在学生取得荣誉的时候，退到身后。”正是童庆炳鼓励帮助，他得以完成硕士论文，可以在书的扉页上，写上自己是北师大文艺学硕士。

　　关于莫言所说“在学生困难的时候，挺身而出”，后来童庆炳在文章中解释道：在1988年学习期间莫言回山东高密给家里修房，逃了四周的课。我上的“创作美学”课也没有来上，何镇邦老师打电话把他叫回来。有的老师扬言要开除他的学籍。他感到紧张。他来我家找我，表示愿意改正。我对他说：开除一个学生是容易的吗?你的学籍在北师大，北师大开除一个学生要校务委员会通过。你放心好了，我给你顶住，你改正了，就没问题了。

　　莫言的小说《红高粱》中有一段写道：“我爷爷在酒缸里撒了一泡尿，酒就变得二十八里香。”

　　童庆炳问莫言，如何给读者理解这个细节?莫言答：酒缸里是高粱，尿撒下去以后会起化学变化，于是变成二十八里香。童庆炳就在课堂上帮莫言分析作品，告诉他这种解释是一种纯化学的解释，这种解释是没有艺术说服力的。然后给他举一些例子，从写作的心理结构以及故事情节的时代背景上让他更好地理解自己的作品。

　　当时，莫言的硕士论文题目叫《超越故乡》，他私下说，大半是童老师替他写的。童庆炳反驳道：“他这说法不符合事实。事实是他论文的题目、内容，我确有重要提示和指导，部分资料也是我帮他搜集的，但是论文的整体，特别是那思想，是完全属于他自己。他在他的论文里，第一次提出创作的生活根据地问题，他提出要扎根故乡，又要超越故乡。他提出他这一生的创作，就是要‘建立高密东北乡的文学王国，我要谁死谁就死，我要谁活谁就活……’。现在，他的硕士论文原始本还保存着。只要读上几句，从那语气中，从那格调中，就立刻会感到这是出自莫言的笔。一个人的思想和内容可以从一个人转到另一个人那里，但一个人的语言格调是无法借用的，谁也不可能把他的语言格调‘偷去’。”

　　余华：和老师成为一生的朋友

　　当年的研究生班里，莫言已经成名，余华的名气虽不及莫言，但此时的他也已发表成名作《十八岁出门远行》，成为先锋文学的代表人物。

　　余华说，毕业后，和老师聊作品，也聊生活，是师生，更是朋友。余华每年都会去看望老师，在童庆炳去世之前，他们本来约好周末见面，没想到老师竟突然离世。

　　在创作于2013年的一篇文章中，余华回忆童庆炳：记得毕业后有一次去看望童庆炳老师，坐在北师大他的家里，当时师母健在，高高兴兴地沏茶端水果，师母总是高高兴兴的样子，童老师总是微笑的样子，师母说话声音高低起伏，童老师说话声音从来是平静的。那一次童老师讲起环境对人的影响。童老师说他上大学时是一个严谨的学生，他的一个关系很好的同学有些自由散漫，童老师看不惯，经常批评这个同学。大学毕业后，童老师留校任教，这个同学参军。很多年以后，童老师成为名教授，这个同学当上了军长，两人再聚时，这个同学变得很严谨，他看不惯童老师了，批评童老师自由散漫。

　　余华感慨说：“童老师微笑着说了这个故事，不加任何评语。这就是童老师的风格，教书做学问时童老师字斟句酌，逻辑严密，观点清晰;生活中的童老师从不指指点点，只是平静地说出一件一件事情。”

　　1990年，童庆炳读到余华的第一篇论文学的文章《虚伪的作品》，在课堂上毫不吝啬地赞扬了这篇文章，虽然他并不同意其中的一些话，但是不妨碍对这篇文章的喜爱。

　　“童老师对待学生像父亲一样，”2011年，余华去看望他时，他提到一个还在监狱里的学生，他说起曾经对这个学生说，你没有工作，我的收入虽然不多，但是养活你没有问题。结果这个学生非常生气地说，童老师你是在侮辱我，我写文章在香港、台湾发表挣来的钱比你多。

　　1993年，余华辞去浙江的工作定居北京，当时程正民是北师大中文系主任，“童老师和程老师做了学校方面的工作，想把我调入北师大中文系教书，后来是我自知教书不行，主动知难而退，辜负了童老师和程老师的美意”。

　　童庆炳的学生“三重门”

　　在童庆炳身上，当代名师所应具备的学养和人格得到完美展现。他的弟子，还有着“三重”身份。

　　“童庆炳老师给我们授课时，喜欢穿白衬衫。童老师选择晴朗的日子远行，是因为他看见上天白云朵朵，为他备下了最美的白衬衫。这样的白衬衫不惹尘埃，永不褪色。”童庆炳去世后，作家迟子建在微博中写道。

　　迟子建说：“童庆炳老师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儒雅，他讲课很认真，听他课的学生也比较多。他把理论与创作实践结合起来，常常分析学生的作品，从而避免了把理论讲得枯燥、晦涩的弊病。只要是夏季，他来给我们讲课时，总是穿着白衬衫，给人洁净之感。”

　　童老师，着一袭夏日的白衬衫，飘然而去。

　　作为作家型的文艺理论家，童庆炳出版过两部长篇小说《生活之帆》《淡紫色的霞光》。1988年，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与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联合举办了首届文学创作研究生班。在某种意义上，这也得益于他作家与理论家兼备的特殊身份，也是他将文艺理论与创作实践结合起来的一次富有成效的实践。

　　“首届文学创作研究生班的学员中，有莫言、刘震云、余华、毕淑敏、迟子建、刘毅然、刘恪、白冰、何首巫等;其中，莫言、刘震云等人在当时就已成名，其中的大多数则在学习期间起步，在毕业后才逐渐成了‘大腕’。面对学员中的这么多‘能人’，童庆炳之所以敢讲‘创作美学’，就是因为自己有创作的体验，所讲的不是枯燥的理论，而是贯穿了自己的创作体验。”《文学评论》编审吴子林表示。

　　“童庆炳与他的作家学生的关系打破了人们心目中关于理论家与作家关系的模式化理解。我们应该如何研究与讲述文学理论?特别是如何研究关于文学创作的理论?童庆炳为我们提供了极好的范例。”吴子林表示。

　　其实不仅是作家们，关于童庆炳的记忆，还在他“正宗”的学生中流传。

　　在近60年的执教生涯中，童庆炳桃李满天下，目前国内文艺理论界的许多知名学者，包括罗钢、王一川、陶东风等都是他的学生。“童老师爱护学生，平等与自由，是他教学的精髓。”他的第一届硕士、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陶东风说，在上世纪80年代申请项目经费远比现在困难，童老师拿到一个项目，资助学生们每人独立署名出了一本书。

　　得知先生病故的噩耗，6月14日深夜，童庆炳首届博士、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王一川最早奔到医院，独自面对先生的遗容，彻夜未眠。“出了医院我竟然忘记了回家的路。老师离开，我或许一时迷了学问的路了。”

　　而一本由童庆炳撰写的红色封面的《文学理论教程》，多年来一直是全国500余家高校大学中文系本科一年级的必修课程。作为刚进入大学，接受五四精神洗礼的大一新生，与鲁迅、郁达夫“结识”的同时，还走进了童庆炳的文学理论世界。

　　这门课，是成就一个作家、评论家的基础，无数人对美学的最初认识，也是从童庆炳开始的。

　　在这个意义上，每年秋天，全国万千中文系学子走进大学校园，是童庆炳开启了他们认识学术世界的一扇窗户。童庆炳，同样是他们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