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三部曲”： 姜文的民国对话

　　最近，在杭州出席导演生涯20年活动的姜文宣布新片为《侠隐》，与前两部作品《让子弹飞》《一步之遥》共同构成“北洋三部曲”。姜文笑言，有人认为他的五部作品其实是一个故事，而他所探究的一直是真相到底在哪个方向。

　　《侠隐》：

　　“老北京的哀悼之作”

　　同样是描绘乱世，同样是关于民国，姜文新作《侠隐》注定将与《让子弹飞》、《一步之遥》串联，成为姜文《北洋三部曲》系列的收尾之作。

　　这部改编自张北海同名小说的电影，在文人圈子里，阿城、陈丹青、王安忆等名家早就已经赞不绝口。先说故事，小说讲述了一位青年侠客回国为师门报仇的故事，故事背景发生在民国时期的北京，当时日本尚未入侵，北平鱼龙混杂。

　　主人公李天然是太行派的弟子及第三代掌门人。他的师父、师母、师兄和新婚妻子一家四口被杀，只有他死里逃生。颇令人玩味的是，李天然被救命恩人送去了美国，5年之后，他回到北平复仇，时间正好是1936年。在这样的大时代背景下，李天然面对的不只是家恨和逝去的武林，更是国家的危机存亡——七七事变、西安事变……

　　在小说中，除了“一掌击毙”和“一跃上房”之类很简单的叙述，作者对武功、门派和江湖的描写着墨不多，甚至可以说十分稀少。更多的，是对老北京风土人情细致入微的描写，比如接下来这一段小说原文：

　　“他就这么走。饿了就找个小馆儿，叫上几十个羊肉饺子，要不就猪肉包子，韭菜盒子。馋了就再找个地儿来碗豆汁儿，牛骨髓油茶。碰见路摊儿上有卖脆枣儿、驴打滚儿、豌豆黄儿、半空儿的，也买来吃吃。都是几年没见着的好玩意儿。”

　　立足多少年后的张北海明白，他是在跨越时空的暌违，观看北京当年的回光返照。

　　1936年到1937年的北平，洋人可以坐在四合院的天棚底下喝威士忌;好莱坞的Anna May Wong可以向名媛唐凤仪买到便宜珍珠项链;真光戏院的首轮西片上演着;旧派宅子里的堂会一样锣鼓喧天。中西新旧的事物都能在北京找到适当的位置。而一切的一切都必须融入四时更替的生活礼仪中，从中秋到冬至，从春节到元宵，再到清明，到端午……再到卢沟桥的那一声枪响。

　　在世纪末的纽约，张北海如是地写着北平。他写的当然是一个有关巨大时差的故事。这样来看，《侠隐》并不像一部武侠小说，而更像是老北京的风土人情志，因此它也被誉为“老北京的哀悼之作”。

　　姜文与“中国最后一个浪人嬉皮”：一个会以傲慢回应傲慢的人，一个爱冒险的人

　　《侠隐》这部2000年就已经出版的小说，为什么会受到姜文的垂青?个中原委，恐怕要从作者张北海说起。

　　正如书名二字，张北海其人，就是一个侠隐的传奇。1936年北平出生，1949年南迁台湾，后来定居纽约，任职联合国，同时为杂志撰写有关纽约生活的都市散文。看起来人生永远春风得意，然而他却是陈升那首《老嬉皮》的主角——歌词中唱“百老汇街不懂游子的心，不如归去多年以后，你要寻找最美的天空，只是那里是候鸟的去向。”说的是他。

　　郑愁予也在诗中写他的酒客风骨，“山人从北海来，纽约市峰高壑险，涧谷响着车马流水，风雷洞府，彩虹有时来渲染，一切都搁在玻璃杯外。”说的也是他。

　　张北海还有一个侄女张艾嘉，她形容舅舅是“中国最后一个浪人嬉皮”，《侠隐》的拍摄，就是她从中牵线的结果。

　　退休之后，张北海不走寻常路，用6年时间写就25万字的《侠隐》。为了还原童年记忆中的北京城，他甚至整理出了一份民国24年的北京街道图。张北海为小说确定的两个主题是“侠之终结”和“老北平的消逝”，事关武侠，又反其道而行之，所以阿城评价：那种贴骨到肉的质感，不涉此前武侠小说一目十行的陈词。

　　行走在东西方文化之间，张北海的游侠气质，在姜文身上亦可见一斑。

　　90年代，当大多数电影还在以伤痕文学为主题的时候，姜文就已凭导演处女作《阳光灿烂的日子》一鸣惊人，抛开教条，用镜头凝视北京，拍出“我认为的真相”。

　　迄今为止，姜文的五部作品个人风格鲜明，不迎合观众，甚至可谓都在挑战市场。他说过，自己是一个不自恋的人，一个会以傲慢回应傲慢的人，一个爱冒险的人。

　　回到《侠隐》的故事中，李天然在北京城走街串巷，各色人等如走马灯般出没，其中当然不乏女人。

　　师妹巧红善解人意，身上有师门的影子，李天然爱慕她，视之为红颜知己;蓝兰是富家女，娇纵任性，喜欢在男人身上试验女人的魔力，本质上还是善良聪敏;最戏剧化的是唐凤仪，她心机过人，一面周旋于名利场做烟土买卖，一面想着跟李天然逃回上海过安稳日子。

　　后来战争来临，李天然在北平火车站最后一次与她巧遇，书中写：“李天然”一声叫喊，声音很熟。唐凤仪那张美丽的脸孔，正经他头上慢慢滑过。他从车窗喷出长长一口烟，伸出来一条雪白的胳膊，向他一抛，闪闪亮亮的什么，向他飞过来。天然伸手一接。是他那个银色打火机。——寥寥数笔，读来让人心里一动，小说刻画的不是虚幻的江湖，而是寻常日子里的世故人心。

　　在李天然这个人物身上，可以见到姜文一直以来追求的英雄情怀。一方面，他身负使命，任重而道远，复仇的一幕，他手上两把枪，飞檐走壁的功夫还在，余光瞥到有人手探进口袋里掏枪，便“抬起右臂，猛然反手一挥，喀地一声，枪把击中左额，头骨已碎”;另一方面，面对儿女情长，他也摇摆不定，存在咬啮性的烦恼。

　　同时，与以往张麻子、马走日们的嚣张气焰不同，李天然始终是落寞的，带着师门凋零的怅然若失，“四十年的武艺，一个子弹就完了”，他在普通人与侠客的身份之间反复切换，又有种无奈和讽刺。

　　20年：“我所有的电影可能都在探讨到底真相在哪个方向”

　　这部电影中，姜文面临的挑战不少。

　　首先，他此次将会自己担当配角，诚邀金城武出演男一号，其俊朗忧郁的外形倒是颇为合宜，可是，且不论他在观众心中刻板印象太深的问题，一张口，口音上就与京片子隔膜，若用配音，又可能像《一步之遥》中的舒淇那样遭遇诟病，他能够胜任心灵深处埋藏仇恨的侠者角色吗?

　　另外一个挑战，在于要怎样通过画面还原出张北海笔下静谧深沉的北京城。

　　从建筑、到食物、再到风俗习惯，小说中的细节繁杂，李天然既是参与者，也是观察者。更何况，电影不同于文学，文字是轻盈的，所以张北海可以使用大量笔墨细细描写餐桌上的春饼、寒冬里的融雪，而反观电影，如果用太多器物去有意怀旧，则容易显得太密集虚伪，造成对观众的视觉绑架，用力太猛，反而过犹不及，姜文如何权衡尺度，这也是问题。

　　对于姜文来说，要如何通过李天然的视角，以小见大地呈现时代风貌，勾勒一幅百科全书式的城市插画?如何将张北海对于北平故土的深情想像，付诸于一帧帧的画面之中?

　　作家阿城将《侠隐》形容为“颠覆了传统武侠小说”的作品，那么，如何在改造成电影的同时保留原作独有的风韵，不与现有的武侠片题材撞车?

　　事实上，《一步之遥》已下档三个多月，姜文仍然对影片引发的争议耿耿于怀。4月13日，在杭州出席导演生涯20年活动的姜文说：“有些人说看不懂这个片子，还说它是群殴的盛宴。我这么一个人要是被群殴，就说明每个参与群殴的人不敢单独跟我打，所以(他们)是要被看不起的。”

　　从《阳光灿烂的日子》到《一步之遥》，很多人认为姜文所有电影拍的都是一个故事，姜文表示他所有电影都在追寻真相，“《一步之遥》里王志文饰演的王天王就停留在了一个背离真相的方向，马走日会认为，不能像王天王那样为了眼前利益背离真相。我所有的电影可能都在探讨到底真相在哪个方向。”

　　讲述一代人青春成长的《阳光灿烂的日子》1994年在第51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首度亮相就震惊世界影坛，影片荣获第51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并被《时代》周刊评为1995年度世界十大佳片第一名。此后，姜文每一部作品均充满了对历史及现实的反思并以其丰富的文本、独特的风格超越了商业片与艺术片的划分，引发爆炸性的反响。

　　回忆起《太阳照常升起》一度面临的资金困难，姜文表示，“外界喜欢把我描述成不近人情的艺术家，当时很多人说我超周期超预算，事实是，原定的投资金额只到了三分之一，所以钱花完了片子还没拍完。”幸好遇到了被称为台湾“电影教母”的焦雄屏女士介绍他认识英皇集团的杨受成及利雅博。三人挺身而出，才有了《太阳照常升起》这样一部电影。

　　二十年五部作品，姜文直言自己确实拍得很慢，“我愿意作为活体解剖的例子让大家谈谈电影，这是很开心的事”。

　　在姜文看来，自己真正拍摄电影的周期并不漫长，国际顶级制作的《一步之遥》100天就拍完了，真正花时间的其实是在剧本的筹备上，其中很大原因在于他不愿意去选很多人都会选的、很容易的路径。“《阳光灿烂的日子》拍文革，文革是有很多既定路径的，比如灾难片，但那样就没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