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晓云：“又一张爱玲”的民国素人志

　　年近60的她，好像一个姗姗来迟，却终究要回来的老朋友。顺着那些文字，你会遇到30年前的台湾文学，60多年前的时代记忆，以及那个人们似懂非懂，又深爱不已的张爱玲……

　　阔别张爱玲将近20年后，蒋晓云带着《百年好合：民国素人志》出现。这位离开文坛30年的台湾女作家，曾20岁出头就三获“联合报文学奖”，被夏志清称作“又一张爱玲”。

　　《民国素人志》：

　　大人物旁边的小人物，男人旁边的女人

　　《百年好合：民国素人志》开篇就是热热闹闹一场寿宴。

　　华侨金兰熹重归上海，做95岁大寿，儿孙从世界各地赶来，熙熙攘攘在酒店里打转找电梯，一群人不知迎面碰上了多少回，却无人相识，等一起进了三十八楼，才知道都是亲戚。

　　有人说宁波腔，有人说葡萄牙语，有人说英语，一家人散落世界各地，在饭桌上八卦着金兰熹百年人生——她生于民国一年，为了上学，改成了民国六年——从乡下母亲去世跟着上海太太过活，到掌管账房二十四岁未嫁，再到应聘为钢笔小姐谋得夫婿陆永棠，从民国到如今，抗日、颠沛、逃亡海外都化在了八卦中，组成了第一个素人故事，也由此为开端，将本书十二个不同的女性缀连起来。

　　与众多作家的精神还乡情结不同的是，生于1954年的蒋晓云从未经历过上世纪初那段颠沛流离的岁月，民国却成为她小说中一段躲不过、忘不掉的历史。小时候家中客厅里的听来的故事，长大后碰见的人、遇到的事儿，都成为她的素材。

　　白先勇在书中写过尹雪艳，她的素人志中有位应雪艳，其实都是一个人。“我知道这位人物的时候她已经80多岁了，住在旧金山郊区的豪宅区，她90多岁的男朋友就瞒着他100岁的太太偷偷去看望她。我觉得特别的浪漫，激发了我对这个人物的一种想象，一种好奇，然后我又知道她就是尹雪艳，我就给她编了一生的故事。”

　　这样的故事数不胜数，从2011年开始，蒋晓云设立了一个庞大的写作计划，写38个民国出生的普通女性，她们分别出生于民国一年到民国三十八年，每年一位，一人一个传奇，时间跨度为一百年，“她们并不都是上海本地人，但她们在1949年那个历史点上刚好都在上海。”由此展开一幅不同的民国生态图，而《百年好合：民国素人志》只是第一部分。

　　与众多人而言，多数人对于台湾的了解是王伟忠、龙应台笔下构筑出的眷村，自中国大陆各省迁徙至台湾的国民党军、眷属以及其后代延伸出的故事，而对于蒋晓云来说，素人就是普通人，她描写的是家国变动下的台湾外省人中小人物的命运。

　　蒋晓云坦言，“她们可能是苏州人、宁波人，甚至是北方人，什么地方都有，他们不是败军，是难民。他们是被历史推着走的，有些人是正好在台湾找到工作糊口，就留在那儿，无法回来;有些人是去那儿度假的，他怎么知道回不来?他们从来不是时代的核心人物，他们是大人物旁边的小人物。”

　　对于此，作家张怡微评说，“这些人实实在在地生活下来了，也是故乡变异乡，也是旧时王谢堂前燕。他们不是真的没有心酸、不是从没遇上过情关。可大风大雨都过来了，不管有多失意，人总是要活下去的。乐观，也是蒋晓云笔下人物最重要的生命观之一。”

　　当然，最为特殊的是，计划内的三十八位素人全部为女性。“我觉得写女人意义更大，因为历史都是男人书写的。”

　　蒋晓云：离开文坛就像做了一个30年的梦

　　事实上，蒋晓云早在半个甲子前已经成名。

　　1975年，不过21岁的蒋晓云发表处女作《随缘》，随即名动台湾文坛。在随后的三年中，她以《掉伞天》、《乐山行》和《姻缘路》三篇文章，三度荣获“联合报文学奖”，成为台湾文坛的新秀，文学评论家夏志清更将其喻为“又一张爱玲”。

　　当年的蒋晓云参加过作家朱西宁的沙龙，逃过胡兰成的课，与文坛新秀们相比，“他们很忧郁，而我却活泼得不得了。”

　　有趣闻一则，一日，胡兰成在朱西宁家开讲座，已有约会的蒋晓云着实想不到两全其美的办法，最终带着男友赴会，只求讲座结束后，好快点跳舞去。对于此，她坦言“我不是一个有系统的被培养的文学尖兵型的人。”

　　这样一个标新立异的人，自然不会做墨守成规的事。“我比同年龄的女性有自信，我有点义无反顾，觉得很多事情我都可以做，不一定只做一件(写作)。”进入文坛五年后，做过《民生报》儿童版、《王子》杂志主编的蒋晓云突然停笔，赶赴美国留学，转而从事计算机产业，用写文字的手写起了程序，三十年未曾露面。

　　世易时移，对于多数读者来说，蒋晓云的名字变得陌生;而对于蒋晓云来说，写作犹如初恋，并未离她甚远。

　　2006年，蒋晓云以企业高管的身份驻留上海，住在新天地附近。每日的上班下班，她穿梭于青石板与旧房子中，仿若穿越进民国时期的旧上海。但事实给她重击，“直到一天清晨，我因为开会而早早走上这条路，却发现竟然有位工作人员在开铁门。我这才意识到，这里面全是商场，而不是我所沉浸其中的那个时代。”

　　蒋晓云说，“这对我打击很大——我独自发着‘思古之幽情’，实际却好像在一个电影布景里，我所认为理所当然的上海景致，其实是人造的、仿古的，一切都是假的。”

　　正是这样的慨叹，让她认为自己该为那个时段的人写些什么。先写了《桃花井》，讲的是四九年前后流离来台之人，事隔数十年之后，历尽人世变迁，老来返乡的故事。初始投出去，差点被退稿，蒋晓云自嘲，“他们说不认识我啊，毕竟我已经消失了三十年嘛。”

　　2009年12月，蒋晓云的侄女将这部稿子投到了《印刻文学生活志》，蒋晓云才终于被认了出来。这部稿子先被刊登在来年的2月刊中，随后，蒋晓云登上了该刊当年8月号封面，宣告这位阔别已久的作家回归。

　　这部小说在台湾文坛引起了震动，出版商将这部小说宣传为“今年春天文学出版界的最大收获”，小说家张大春说，“她是我的偶像。”

　　而对于蒋晓云来说，离开与归来，“就像做了一个30年的梦，梦醒了继续做之前那件事情，只是我老了而已。”

　　两代才女对决：蒋晓云“太露”，张爱玲“太隐晦”

　　从出道开始，蒋晓云与张爱玲的名字牵扯在一起。

　　朱西宁将她的作品定义为“张爱玲、潘人木之后‘无人可及’的言情小说家。”夏志清说的更进一步，称她为“又一张爱玲”。

　　纵然夏志清对她颇为挑剔，认为她的文章缺少社会意识——“蒋晓云笔下的青年，可说是没有理想的一代，他们是在非常现实的世俗社会里长大的，只关注自己的事业和幸福，不谈国家大事，对社会问题也毫无兴趣。”但依旧掩不住对她的喜爱。

　　在担任联合报文学奖评委时，夏志清还专门把蒋晓云获奖的作品《乐山行》寄给张爱玲，想要听听张爱玲的意见。

　　对此，两位女作家反应不一。张爱玲一向对于此类比较十分不耐，发过“怎么凡是女作家，就要拿我去比”的牢骚，对于蒋晓云的文章，她认为写的“太露”。

　　但蒋晓云并不这么想，她那时喜欢的是沈从文，对于张爱玲了解甚少，有人说张爱玲看了她的小说是莫大殊荣，蒋晓云“不觉得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对于张爱玲的评价，她的回复也颇为个性——“我当时还想说你写得太隐晦了吧!”

　　时至30年后，张爱玲并没有随着时间的增长远离蒋晓云。有人说，张爱玲写的是二三十年代的都市女人，王安忆写的是一九四九年后留在上海的女人，而蒋晓云写的则是流亡在外的这群女人的故事。

　　在王安忆为《百年好合：民国素人志》的序言中也写道，“她的人物族谱与张爱玲的某一阶段上相合，但要追踪的远一程，拖尾再长一截，好比是张爱玲人物的前生今世。张爱玲攫取其中一段，正是走下坡路且回不去的一段，凄凉苍茫;蒋晓云却是不甘心，要博一博，看能不能博出一个新天地。”

　　而对于此，蒋晓云显然没了当年的不羁，她答道，“在我20多岁时，在她50多岁的时候，就有人拿我和她相提并论，那当然是高攀不上的，就有点像说一个小歌星唱得好像王菲啊，小歌星是高兴的，王菲有啥好高兴的呢。所以那个时候我也不能说好，也不能说不好，说不好不是很不识抬举。可是现在我已经到了张爱玲当时的那个年纪，回头去看，我就觉得一个人的命运、她的文字、她的创作其实都受到个性的影响，基本上我跟张爱玲真不是同一个时代的人，也没有相同的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