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波：乡村中国启示录

 

　　2013年底，一部名为《乡村里的中国》的纪录片问世，两年来，这部片子获得了包括中国电影华表奖在内的17个国际国内大奖。它以纪录片的优势，展现了一个普通村庄(沂源县杓峪村)人和土地的命运，获得普遍共鸣。4月16日下午，《乡村里的中国》济南见面会在百丽宫影城举行期间，焦波接受了本刊记者专访。

 

　　被颠覆的乡村文化之根

　　2012年2月4日，农历正月十三，立春。摄制组租下村里一个小院，挂上“村儿电影社”的牌子，拍摄正式开始。

　　2013年春节期间，影片拍摄完毕，历时373天。

　　2015年4月10日，影片在淄博首映。

　　2015年4月16日，影片首次来到济南，在百丽宫影城举办见面会。

　　2013年至今的两年时间里，《乡村里的中国》获得了包括中国电影华表奖在内的17个国际国内大奖，所到之处，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

　　一年前，本刊记者便多次关注《乡村里的中国》的动向，这部真实记录沂源县杓峪村一年二十四节气变化的纪录片，具备了当下关注乡村的文化命题。当完整看下来，90分钟时间倏忽而过，一种透彻骨髓的真实感让人不能平静。

　　一般的电影宣传往往以笑点、泪点来概括一部电影的精髓，这样偏颇的归类，一直被诟病。不过，若套用此归类法，《乡村里的中国》随处可见的笑点，以及几处泪点，远远超越一般意义的电影笑点、泪点。

　　那是一种怀有巨大悲悯的带哭的笑，绝望中戏谑了幽默的泪。

　　整部影片，没有“导”的任何痕迹，没有剧本，原生态展现一个村庄一年的变化。

　　比如影片开头，文化人杜深忠蹲在地上，阳光透过门口照进来，他蘸着清水在一片阳光里写毛笔字。他是全村唯一一个坚持看《新闻联播》的人，喜欢书法和二胡，梦想拥有一把琵琶。他有着与周边环境格格不入的精神追求，而他的妻子张兆珍是一个务实的农村妇人，整天与他争执不休。

　　村子的古树被拉出去卖到城市里做绿化，杜深忠义愤填膺，“这叫剜大腿上的肉贴到脸上。”张兆珍嫌他穷发牢骚，杜深忠火了，“他用不了几年之后，再下去子孙后代之后我叫他哼哼，就完蛋了。”焦波把这些都拍下来，认为这是杜深忠拥有精神思考的例证，“他爱之深责之切”。

　　杜深忠一直梦想拥有一把琵琶，“听到琵琶动静心里就舒服”，并最终咬牙到城里花690元买了一把，对妻子撒谎说是490元。后来发现真相的妻子火了：“你为这个家庭想吗?谁没有鞋?谁没有棉袄?……你想吗?”“人需要吃饭，可精神也需要填补!”杜深忠争辩道。

　　文盲张兆珍在影片中充当杜深忠的“逗哏”角色，她出口成章，比如“有钱的王八坐上席，没钱的君子把头低”。对丈夫表面的“看不起”背后，是她“其实挺佩服他的”——农村人特有的表达爱的方式。

　　片中，杜深忠多次表达过对土地的失望。他辛苦一年收获七千三百来斤苹果，却只挣了七八千元。他对同村人慨叹：“这些年我在果树上付出的努力已经很多很多，但花十分代价得不到三分收入。”

　　村民很有同感：“今年盼着明年好，明年裤子改棉袄。”

　　杜深忠成为整个影片的灵魂以及第一主角。他的文化思考和现实悲悯，灵魂追求和现实中对土地、儿女、妻子、村民的情感，具备了十足的代表意义。

　　乡村政治权力场：

　　一个村官的罪与罚

　　焦波的团队有6个人，除了他之外的5个年轻人，平均年龄21岁。焦波这个总导演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领着他们到村里到处拜访农民，熟悉环境。交流往往从这样一句话发轫：“噢，你就是那个‘俺爹俺娘’啊!”

　　刚进村那会儿，摄制组就和村民约法三章，“随时可以用摄像机记录”。不到一个月，村民们就已经对眼前随时出现的镜头习以为常了。

　　焦波带去了三台摄像机，几乎全天候盯住村里的三户人家：文化人杜深忠家、大学生杜滨才家、村支书张自恩家。“村里的大事小情都拍，但纪录片还是要有故事，盯一家的风险太大，最后选择盯三家。”焦波解释，这三家正好代表了村里的文化线、政治线和情感线，有典型意义。

　　许多业内人士对该片表示盛赞。被誉为“中国纪录片之父”、张艺谋的恩师司徒兆敦教授更是指出：“纪录片不追求短暂的即时性，而是追求永恒。《乡村里的中国》正是这样一种追求的成果。”

　　政治无处不在，乡村政治是一个特殊的权力场。

　　张自恩是村支书兼村主任，曾在部队当过四年后勤兵，退伍回乡后，从2002年起担任村支书至今。他工作热忱，一张圆脸上常挂着憨笑，在村中费力斡旋。焦波觉得，张自恩表现了中国基层治理的生态，“他或许不是优秀村官代表，但肯定是个有代表性的村官”。

　　镜头追随张自恩的身影，记录下了整个村庄的轨迹：村口因修建小广场砍树，村民和张自恩起了争执;为了让村里脱贫，张自恩不断去旅游开发公司寻找机缘;村民张光爱与张光学的纠纷愈演愈烈，张自恩在中间反复“灭火”;有村民怀疑张自恩贪污，不断上访要求查账……

　　该片在广州国际纪录片节展映时，一段情节让部分西方观众感到不解：过年时，张自恩提着礼品，去给那位怀疑他贪污的年长村民拜年。

　　“冲突还没解决，怎么就准备皆大欢喜过年了?”一位法国人问焦波。焦波告诉他：“这就是中国人，再大的事，年总是要过的。”

　　张自恩语带辛酸地总结自己一年的工作：“干一年支部书记，也就是赚了一肚子酒。”

　　面对矛盾，张自恩有时会骂脏话，但在焦波看来，这才是村干部的真实状态，中国有无数张自恩这样的基层干部，并不高大全，但充满想把工作干好的“正能量”。“张自恩的烦恼，道出了当代中国乡村治理的难点。”

　　逃离的代价：

　　命丧他乡还是衣锦还乡?

　　“那是俺爸爸的家吗?”

　　“对奥，那就是你爸爸的家。”

　　“门口怎么这么小。”

　　——葬礼上，棺材放入坟坑的瞬间，孙子指着棺材和爷爷的一段对话。孙子的爸爸，年轻村民张自军在贵州打工时从高架摔落，不治身亡。

　　打工青年的葬礼，不在三个家庭的主线之内，却使影片达到高潮，最大的泪点也在此处。孩子懵懂的伤心，撕裂了每个观众的神经。外部世界的残酷深植在这个村落里，乡村的青春被这个世界榨干，留下来的只剩下无尽的悲伤，唯有新起的坟头，记录了这个村庄曾经的无助和绝望。

　　杜深忠把外出打工比喻为“拿着人肉换猪肉吃”，但又不得不出去，这是中国农民必须面对的生存之殇。

　　张自军的死，换来50多万的赔偿金。这些钱又成为家族矛盾的导火线，一场新的“战争”划破了村庄的宁静。

　　逃离的途径，除了打工，就是读书。以杜滨才等人为代表的村里年轻一代的命运，是该片的另一条主线。

　　杜滨才四岁时，父亲杜洪法患精神病，母亲另嫁他乡，他由父亲抚养长大。杜滨才自小刻苦，考入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后，还曾荣获“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提名，是父亲唯一的骄傲。他是父亲唯一的希望，卖掉了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苹果，父亲首先给他打电话，汇报收成。

　　然而对于家，杜滨才的感情是复杂的。片中他对父亲说：“我不愿意回这个破家，这个破家对我来说一点好处都没有!”他还去寻找十几年未见面的母亲，

　　也同样是他，在杓峪村第四届春节联欢会上，含泪唱了一首《父亲》。站在台下的父亲手足无措，慌忙擦拭眼泪。

　　在4月16日的见面会上，杜滨才来到现场。如今他是济南一家旅行社的导游，就在这天晚上，他还要带团去台湾。一个很精神的小伙子，正在以另一种方式延续杓峪村父老乡亲的命运。

　　杜深忠也盼望在聊城大学读电子商务的儿子杜海龙毕业后能在城里谋份体面差事，“以知识换命运”。

　　片中一个长镜头，记录下杜深忠对儿子的教育：“我们总是被教育要热爱土地，但我对这土地一点也热爱不起来，守在这里是无奈!贫瘠的土地不养人，年年劳作，所得甚少，为什么我们要全力供你读书，就是想让你摆脱土地的束缚。”

　　“你别看我一辈子不成功，不成功的教训比成功的经验还说明问题!这是一辈子的心血，一辈子的泪。”

　　焦波和学生们在镜头后屏息凝神。焦波感叹：“再伟大的演员，也说不出这样的台词!”

　　影片开始，杜深忠用二胡拉起《沂蒙山小调》;影片结束，他用心爱的琵琶弹起《沂蒙山小调》。一年时光今又是，村庄依旧在苦苦挣扎，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