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的男人更成功

　　《哈利·波特》中的“赫敏”艾玛·沃特森，7个月前被联合国妇女署任命为“亲善大使”。美国当地时间9月20日，艾玛·沃特森在联合国参加了名为“他为她”(He for She)的活动，在联合国总部的讲台上发表了一番“女权主义”的演讲。

　　“男人们，我正式对你们提出邀请。两性平等也是你们的事，因为在今天，我发现父亲的价值正被整个社会低估，也眼见年轻男人遭受精神疾病，却因为怕被视为‘不够男人’而不敢求助。”艾玛·沃特森将“让男人女权起来”、“在未来的十二个月里募集十亿名男性支持者，为争取两性平等做出努力”，作为自己的目标之一。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是第一个把自己的名字加入男性支持者行列。

　　事实上，让男人女权起来才是女权主义的真正出路，而同时，历数所有成功的艺术家也无不具备着女性视角。

　　一封送给男人的“邀请函”：

　　只要女人还没有被解放，男人也不会自由

　　关于女人的独立是男人的福利一事在华人圈的最好解释莫过于李安。

　　“没有成功之前曾在家做过整整七年的家庭煮夫”，李安这段经历众所周知，不少人大赞李太贤惠。事实上，“贤惠”之词颇为让人哭笑不得。李太怎么一夜之间成了含辛茹苦的刘慧芳了?在这样一个男权社会的主流价值观里，这才叫欲利其器，何患无辞!

　　翻阅当下情感心灵鸡汤导师陆琪、连岳们的读者来信，无不充斥着这样的“妇女来信”：我的丈夫曾经是公务员，突然辞职去做了酒吧驻唱歌手，我该怎么办?我的男友爱上了摄影，辞掉高薪去做了北漂，该不该分手?

　　靠自己的劳动吃饭，却被主流价值认为是不务正业——这就是“不够女权”的产物，社会就是这样看待文艺青年的。回过头来想想李安，当年也就是这么不务正业而已。

　　文艺创作这种事，一辈子都鼓捣不出个名堂的实在太多，谁敢做这样的预言?说到底，这位林惠嘉女士恰恰是不知道怎么成了中国传统女性教育的漏网之鱼。按照李安自己的话来说，“她只是不管我”而已。

　　有一段广为人知的轶事，讲的是李安和太太到纽约法拉盛的华人区去买菜，李安把菜装上车，太太到停车场对面的路边买西瓜，有位台湾来的太太对她说：“你真好命，你先生现在还有空陪你来买菜!”“你有没有搞错啊，是我今天特别抽空陪他来买菜的!”那位太太听到李太太这么说，一时气结，半天接不上话。

　　李安说，其实以前她就很少陪自己买菜，现在也一样。丈夫是文艺青年有什么不可以?只有这样的女权妻子，站在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平等的位置来看待身边的男人，而不仅仅把他看成一个自己可以依附，才会有李安被珍视的电影梦和真正的生存空间。

　　“男人们，我正式对你们提出邀请。两性平等也是你们的事，因为在今天，我发现父亲的价值正被整个社会低估，也眼见年轻男人遭受精神疾病，却因为怕被视为‘不够男人’而不敢求助。事实上，在英国，自杀是20-49岁之间男性的最大致命原因。我见过男性成功背后的脆弱和不安全感。”艾玛·沃特森在演讲中这么强调让“女人自由”起来对男人的福利。

　　按照她的解释，女权的福利从来不是只针对于女人，女人不解放男人不可能自由。“如果男人们不用以激进的方式寻求社会的认同，女性也就不用变得顺从。男人和女人都有多愁善感的自由，也都有让自己强大的自由。是时候不把两性当作两极，亦是时候停止用我们的缺失定义我们，而是用我们真正的自我来定义彼此。这样，我们才会更加自由。是的，我们的运动是关于自由。”

　　赖斯父亲们的“女人情书”：

　　女儿一出生，我就变成了女性主义者

　　王朔一贯“我是流氓我怕谁”模样，但在2007年出版的《致女儿书》中，他暴露死穴，展现出了父亲的海样柔情。他谆谆嘱咐女儿王咪：“煲汤比写诗重要，自己的手艺比男人重要，头发和胸和腰和屁股比脸蛋重要，内心强大到混蛋比什么都重要。”这段话已经被网友奉为经典。

　　关于女儿，王朔最经典的语录是，“我自己有了女儿，才觉得自己以前是个混蛋，男人都是混蛋，才知道别人家的姑娘都是含辛茹苦长到18岁的。我开始爱所有女人。”

　　女儿让王朔变成了一个诗人，则让赖斯的父亲变成了一个“学者”，他这么说：“女儿出生之后，我就成为了彻底的女权主义者。”

　　因为有女权主义者的父亲，赖斯成为钢铁意志的女人。1989年1月，刚满34岁的赖斯出任乔治·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开始了从政生涯，是有史以来美国政府中职位最高的黑人妇女。1993年，赖斯出任斯坦福大学教务长。2004年，赖斯担任美国国务卿，能弹一手好钢琴，至今单身，喜欢看体育比赛。2005年3月北大演讲时她这么告诉中国女学生“不要把自己定位成女性。女性必须完全相信自己能够在职场上有所作为，并将自己放到那些重要位置上。 ”

　　“至少变成女权主义者的男人，他们的女儿会更成功。”这是另一个美国政坛女性传奇希拉里的理论。1997年，希拉里·克林顿在北京作了一次著名的关于女性权利的演讲。

　　马英九的家庭是台湾著名的“女权之家”。与一般“官太太”以夫为尊的态度截然不同，马太周美青是马英九的大学同窗，曾打工资助丈夫攻读博士学位。马英九当“台北市长”时，周美青从没踏进过市长办公室，连电话都很少打，每天坚持自己送女儿上学。周美青曾对外强调，自己不愿做“花瓶”，她不认为身为政治人物的妻子，就得像附属品一样跟着丈夫到处拜访或参加社交活动。

　　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下，马英九与周美青的女儿马唯中也成为马英九必须尊重的“女权对象。”马英九曾无意间说出看过大女儿男朋友的照片，话才一出口就后悔了，因为担心会造成女儿的困扰，更担心自己回家会被女儿质问。

　　“我8岁的时候，他们说我太要强爱拿主意，因为我试图主导一部演给我们父母看的剧。我14岁的时候，被一些媒体赋予了性感的意味。15岁的时候，我的一些女性朋友们退出了体育团体，因为她们不想显得男性化。到了18岁，我的男性朋友们已经很难表达他们的感受。我很幸运，因为父母从未因为我是他们的女儿而少爱我一点。我有一天会成为一个母亲，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人。”艾玛·沃特森说。

　　艺术家们的心灵归宿：

　　求道时做一个孩子，得道时做一个女人

　　列夫·托尔斯泰的著名长篇作品《安娜·卡列尼娜》原本是打算带着批判性的视角描述一个封建堕落的社会状况，一个贵族妇女不安于己的悲剧，却恰恰相反，更接近对女性本质和实质的描写铸就了他的伟大，安娜反而成为所有人心中美好又值得同情的人物。《包法利夫人》、《茶花女》几乎同样如此。

　　在当代男作家中，写出《哺乳期的女人》、《玉米》等作的毕飞宇是被认为是最关注女性命运的人，他对于女性生命个体的理解深度，甚至连许多女作家也无法达到。他写出了女人的善良和忍耐，写出了她们的“原罪”和苦难，伤害和畸变，挣扎和反抗，在极具语言张力的叙事中，他极有节制又不屈不挠地把女性内心最深处的疼痛、把她们在中国恶劣人文环境下无力回天的宿命呈现给人看。

　　“在她们脚下和心中横亘着铁一般的生存极限，她们焦渴、破碎于坚硬之地。”评论家李敬泽这么评价。

　　当众多男性作家带着自觉不自觉的男性优越感，以一种所谓充满“时代感”的笔触描绘着男人眼里的艳遇、浪漫、情殇、婚变等主题，进一步置女性于没有语言的际遇中时，毕飞宇坦承，“接近女人才能接近文学和命运，这是我的方式。”

　　历数所有的艺术最终无不回归母亲，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用一个女人的微笑成为永恒的艺术之谜，文艺复兴时期的所有作品无不用女人的乳房和身体展现了对温情和人性回归的渴求，女人是成功男艺术家对世界、对自己的一个诉求，一个表达。从屈原在诗歌中以女人自拟，到盛唐时期所有不得志的官员把自己比作“盛年处空闺”的怨妇，再到柳永、关汉卿们终日脂粉，流连在红颜裙榻，成为红粉知己，其实女权和介入女性世界，不是男人的方式而是最为一个人的方式的终极：对这个世界，对人性更温和和健康的表达。

　　接近女性的精神和内心，有助于接近世界的本质。以母性的方式对话，方是佛道的终极。“求道时做一个孩子，得道时做一个女人。”有人对“女权的男人更成功做了如下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