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刀手魏楠，改走“导演范儿”

　　这几年电影圈最成功的一个年轻名字叫做魏楠。从2009年开始，他几乎与“电影预告片”同名，我们叫得上名字的国产电影的各款预告片几乎都出自他之手。张艺谋、陈凯歌等大导演都愿意把自己呕心沥血的电影作品交到他的手上，《画皮2》《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心花路放》加无数省略号的年度票房Top10电影都是通过他的预告剪辑大大增强了吸金能力。

　　前不久，《从天儿降》杀青，魏楠第一次投拍大电影便是大手笔：“章子怡郭敬明首度联手，制作人魏楠打造《从天儿降》。” 章子怡搭档魏楠担任制片人、郭敬明任总监制、陈正道(《101次求婚》、《催眠大师》导演)任艺术总监!懂行的都知道，码演员容易，码导演组难。如此豪华的幕后创作阵容，这部电影绝对是2015年最值得期待的电影之一。

　　魏楠说自己是生意人，不是艺术家。他做预告片制作，从不区分好片和烂片，出钱利落的，都是优质客户。

　　羊年大年初一，七部贺岁档影片同时上映，创造了单日3.56亿元的票房纪录。在此之前，魏楠忙活了一阵子，亲手剪出《狼图腾》、《钟馗降魔》和《奔跑吧兄弟》的预告片。

　　从2009年为张艺谋的《三枪拍案惊奇》制作预告片起，魏楠和他的“追踪者”影视制作公司几乎包办了50%的院线电影预告片制作，甚至，“预告片”这个概念都是他和张艺谋引入中国的。

　　“从小我就在和张艺谋身边的人发生关系”。

　　今年3月20日，由他制片和导演的电影《从天儿降》开机，这是魏楠为自己谋划多年的转型契机。魏楠是小童星，5岁被北影厂导演选中入行，之后十年一直混在各个剧组里。16岁，他厌恶过演员的闭塞生活，离开了影视圈，“在社会上瞎混”。十年后，又以剪辑师的身份回到这个圈子。

　　五岁拍电影时魏楠就认识了当时的摄影师赵小丁，后来，赵小丁成为张艺谋的御用摄影师。魏楠身上有江湖气，他一直视张艺谋为自己的贵人，总说“是张艺谋带我入行的”。

　　当年，魏楠在一家后期公司做学徒，公司规模小，老板加员工不过五六个人。从2000年到2003年非典前，魏楠做了三年“扫地僧”，负责打扫卫生和公司所有设备的维护。 “一个师傅带着我，每天晚上教我点东西。”魏楠说。

　　非典来了，魏楠的机会也来了。当时，公司只剩下三个人——老板、前台和魏楠自己。“没人干活，我只能上了。”魏楠第一次像个真正的剪辑师一样，坐在电脑前，打开软件，导入原始素材，“那还是一大活儿呢，‘中国国家旅游局形象片’，总导演是张艺谋”。

　　魏楠不那么懂电影，但脑子灵，还懂点音乐，“把片子剪得很活分”。成片出来，老板和客户都满意，从那次起，魏楠成为了真正的剪辑师。

　　曾经混剧组、混社会，魏楠在各种鱼龙混杂的圈子里折腾过，自然很会把握拓展人脉的机会。“从那次旅游局宣传片起，我就开始熟悉张艺谋身边的人了。”魏楠说，2004年，他想离开公司，“搞搞艺术去”。通过“当年那个宣传片的执行导演的女朋友”，魏楠得到一个为张艺谋剪辑电影纪录片的机会，那部电影叫《千里走单骑》。

　　“没剪好，一部文艺片快被我剪成广告了。张艺谋看了，觉得不太行，然后就拜拜了。”魏楠回忆。

　　中间经历了混香港、做广告、开公司，他又有机会和张艺谋坐在一起：“公司正准备关门，张艺谋的制片打电话给我说，导演想见你。”当时，张艺谋正在拍摄《三枪拍案惊奇》，他对魏楠说：“这么多年，你又干电影又干广告，我觉得你比较适合商业的东西，这样，你帮我卖卖电影吧。”

　　于是，就有了《三枪拍案惊奇》的预告片。“片子在业内动静很大，一下子把我从屌丝的位置提了起来。”魏楠说。

　　和那么多导演打过交道，但他很难和导演成为朋友。

　　《三枪》之后，“预告片”的概念开始流行，魏楠成为这一领域的大牛。80后，京片子，脑后一缕长辫儿，满胳膊文身，喜欢骑摩托……魏楠把自己打造成行业明星。

　　“没有营销哪有品牌?当然，你得有活儿，有真家伙，不然怎么营销都没戏。”

　　魏楠口中的“真家伙”是一个好莱坞模式的电影预告片制作团队，从声音、特效到剪辑，每个流程上都配备至少一位行业顶尖人员。公司招人的唯一标准是“作品”，没有作品，再牛逼的学历也不待见。

　　几乎所有国内一线导演的片子魏楠都剪过：“张艺谋、陈凯歌不过问预告片，他们知道商业的东西要交给做商业的人。陈可辛人很温和但也很固执。宁浩多商业啊，他是广告导演出身，我们没什么争执。乌尔善也是很专业的商业导演，他知道预告片是干嘛的。”

　　制作《催眠大师》最后一则预告片时，为了强化“催眠”效果，魏楠请主演徐峥重新拍摄，在预告片里加了一段电影里没有的片段。在《北京爱情故事》的剧本策划阶段，魏楠的团队就开始介入，电影拍完，预告片也制作完成了。

　　魏楠说，和那么多导演打过交道，但他很难和导演成为朋友。讲情怀的竞争对手们被导演和影评人喜欢，但商业至上的魏楠被“卖片子的人”喜欢。

　　和电影导演的固执己见不同，在魏楠的公司里，制作片子是一件民主的事。魏楠多年的合作伙伴陈岩说，剪片子有争议是常事，这时，他们会叫来公司的其他员工，大家投票表决，少数服从多数，“毕竟，预告片是给大众看的，不是给我看，也不是给魏楠一个人看”。

　　“那一刻我知道，必须踏踏实实工作，好好孝敬父母了。”

　　在圈内，魏楠把自己定义为“江湖人士”。“我们俩聊天，你看我是文化人吗?我们讲的不是情怀，是情义。”16岁时对影视圈的厌恶依然存在，在魏楠眼中，这个圈子里99%的人唯利是图，剩下那1%是“他们那种人”，仗义，也要面子。

　　直到现在，每年除夕夜的22点，魏楠都会去陪一位当差的哥们过年，“完全不同的两个行业，二十年的交情”。

　　这套混江湖的价值观与魏楠不靠谱的青春期有关。从小混在剧组里，见识各种奇怪的人和事，十年时间，魏楠几乎没有好好上过学，“十五六岁，看书还认不全字”。

　　离开剧组回归学习，魏楠明显地感受到与同龄人的隔阂：“我的思想有点复杂，有点成熟，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

　　学校回不去了，尚未成年的魏楠开始在肯德基打工，“一小时两块钱，干了一年，升级为双星级训练员。” 又跑去搞推销，卖手机、BP机和对讲机，“跟各种大厦保安队长推荐我的对讲机如何牛逼”。 还去做过广告业务员，“代理《北京晨报》的通栏广告，把整个中关村都跑遍了。”

　　最后，魏楠想自己做点小生意，父母拿出攒了一辈子的十万块钱帮儿子开了一家摩托车店，“卖些破摩托车和破头盔，还有骑摩托的衣服裤子”。

　　结果，申奥成功了，五道口拆迁，魏楠的那小店也被拆了。他从仅剩的一万块钱中拿出七千，买了辆二手吉普，满世界嘚瑟。

　　“一件事让我彻底转变了。”吉普车让魏楠闯了祸：“出了交通事故，撞了三个人。”车子没有保险，所有损失都得自己赔。魏楠在警察局待了一晚，第二天回家，把事情告诉父母。“早上起来，我爸的头发白了一半。大夏天，他骑着一辆自行车找交通队，满世界求人。”这种震撼让魏楠彻底清醒，“那一刻我知道，必须踏踏实实工作，好好孝敬父母了。”

　　“咱得走导演范儿，得稳重，你说是不是?”

　　要么“专业”，要么“仗义”，这是魏楠为自己挑选朋友和合作伙伴的原则。他想当导演，为《从天儿降》找投资：“那会儿剧本才写了一半，没有制片人，没有监制，两个大哥愿意给我投钱。这是什么?是仗义。”

　　几个月后，魏楠靠自己的人脉找来郭敬明做电影监制，章子怡做制片人，陈正道任艺术总监，《从天儿降》有了“畅销片”的卖相。能赚钱才投资，这是圈里事。赚不赚钱都投资，这是情义。魏楠说：“热钱全都来了，但我谁都不带，还是带两个大哥，不仅让他们回本，还一定赚钱。这是不是仗义?”

　　魏楠叫郭敬明“小四爷”，他对郭敬明的评价和多数不同。他们是《小时代1》时相识的。“年纪不大，真能办事。”这是魏楠对郭敬明的第一印象。

　　“子怡也是哥们。”魏楠清楚，很多投资都是冲她来的，把“章子怡”三个字贡献出来，就是最大的仗义。

　　做预告片这五年多，魏楠经手过两三百部电影，哪个成功了，哪个失败了，他都看在眼里。这次，他想拿自己的电影试试手，“试试用一个全新的理念来宣传新电影”。

　　“拍电影如果不赚钱还有什么意义?”对投资人负责，这是魏楠做电影的底线。

　　魏楠欣赏张艺谋，这些年，跟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该出名的出名，该赚钱的赚钱，大家都得到各自想要的生活。“一个电影拍出来，只有导演出名，这仗义吗?”说起这类事，魏楠愤愤不平。

　　多数时候，魏楠不愿向人展示自己的文身，那是90年代港片里的过气款式，颜色也开始变淡。采访时，他会兴奋地给记者描述穿着花衬衫、铆钉靴，骑着哈雷在长安街上兜风的画面，但真让他穿上拍照，他却拒绝了。

　　“现在不想把自己弄成那样，咱得走导演范儿，得稳重，你说是不是?”魏楠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