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们的手写时代

　　近日，莫言叫停写于上世纪80年代的小说《苍蝇·门牙》手稿拍卖，贾平凹亦步其之后，披露自己被拍卖的手稿系赝品。而今，网络横行，不知不觉间，他们竟然成了汉字书写最后的“殉道者”。

　　曾经，手写的汉字是人们之间交流的主要平台之一，信件以及情书，构成了一种浪漫的表达，几乎每一个会写字的人都有用文字表达情感的机会。可惜，今日的手写文字已退出我们的视野，不知不觉间，我们亲自埋葬了一个时代，又开启了一个新的充满变数的时代。

　　最后的手写殉道者：莫言、贾平凹、王安忆、格非……

　　莫言可以算是最早用电脑写作的一批作家之一，但因为时常上网而忘了写作，索性回归手写。当然他说，手稿也是很值钱的。

　　自称“不大懂电脑，不大会用”的贾平凹写作上尤为用功。他的稿子都是手写，写完了正面就用反面。他写作，往往写三四稿，每一稿都重新誊抄，一部40万字的小说，往往要写一百多万字。

　　长篇小说《古炉》的责编回忆说，《古炉》的稿子送到社里是六大本子，自己用超市里那种大大的环保袋子拎着，感到沉甸甸的。

　　《古炉》写了4年，用坏300支笔，修改三稿，每一稿均是一字一句执笔重写一遍，写作字数近200万字，在规模上让贾平凹的创作达到了一个高峰。他在《古炉》后记中写道：“我感激着那三百多支签名笔，它们的血是黑水，流尽了，静静地死去在那个大筐里。”

　　相比莫言、贾平凹，王安忆则有些特别，她并不是不会电脑，她说自己“打字很快”，但她不愿意“服从机器”，故而坚持“写在纸上”。

　　王安忆怪持书写习惯的另一个特别之处在于，她其实不写书法，手稿对她来说是和小说一体存在的。“我以前写作的时候，先是写在纸上，然后再誊写到稿纸上，同时进行修改和润饰。现在，我虽然仍是先写在纸上，但之后会直接输入电脑，润饰修改。我打字很快的。”王安忆说，“我在电脑上写作没法思考。不过，一些千字以内的短文章，我有时也会直接在电脑上写。而且，使用电脑会影响视力，这也是我不太愿意直接在电脑上写稿的原因。”

　　格非也坚持手写。“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工作习惯，不仅仅是写东西的习惯，还包括记录”，格非解释，“我一边在本子上写，一边如果想到些什么，比如明天要写什么，后天要写什么，随手就可以在背面做个记录，非常方便。假如我写第一章的时候，忽然想到在第四章要写点什么，也随手可以做记录。”

　　不同的是，毕飞宇舍弃了手稿，去拥抱电脑。《与阿来生活二十二天》手稿，上面写着“最后一篇手稿，此作过后上电脑喽。”至今，这位不用手机的作家，早已开始用电脑写作。

　　贾平凹与三毛：

　　文字背后的友谊与爱

　　前手机时代，电报、书信成为人们沟通的重要方式。

　　1986年，莫言去新疆，经过西安之前，给未曾谋面的贾平凹发了电报，让他去西安火车站接站。贾平凹就在一个纸牌上写了“莫言”二字在车站转来转去，一个上午没有说一句话。那日莫言因故未能到西安，直到快下午了，贾平凹迫不得已问一个人××次列车到站了没有，那人先把他手中的纸牌翻个过儿，说：“现在我可以对你说话了。我不知道。”他才猛然醒悟到纸牌上写着莫言二字。

　　“朋友和我说，人家都不认识你，凭什么接到一封莫名其妙的电报就来接你呢?我想想也是。”几年前莫言在日本读到贾平凹的一篇散文，才知道贾平凹当时骑着自行车，提着写有“莫言”二字的提包去接他，到处问，但却没人回答他。

　　文字传达信息，演绎无数故事。

　　同样是未曾谋面，贾平凹与三毛的交往堪称经典，更何况阴阳相隔，亦催人泪下。

　　三毛特别喜欢贾平凹的书，“眼睛都要看瞎了”，有时她就看平凹的照片，研究他，“他脑子里的东西太多了”。她托一位陕西的记者给贾平凹带去问候，一张名片，上边用钢笔写了：“平凹先生，您的忠实读者三毛。”

　　贾平凹给三毛复信后没几天，三毛却自杀了。自杀后十几天，贾平凹却接到了三毛的回信。这是三毛入院前写的最后一封信，在去医院的路上投进邮筒。三毛向贾平凹述说自己的苦闷，手写的文字穿越生死，未亡人读之，不禁潸然泪下。

　　写信是一种恭恭敬敬的姿态，病中的三毛“用了最宝爱的毛边纸给您写信，此地信纸太白。这种纸台北不好买了，我存放着的。”

　　三毛的回信寄到贾平凹的单位，引起轰动，妻子俊芳一看到信来自台湾，地址最后署一个“陈”字，立即知道这是三毛的信就拆开了，她想看又不敢看，啊地叫了一下，眼泪先流下来了，大家全都双手抖动着读完了信，就让俊芳赶快去街上复印，以免将原件弄脏弄坏了。

　　这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文字。

　　“三毛，您总算在临死之前接收了一个热爱着您的忠实读者的问候!可是，当我亲手捧着了您的信，我脑子里刹那间一片空白呀!清醒了过来，我感觉到是您来了，您就站在我的面前，您就充满在所有的空气里。”贾平凹在《再哭三毛》中写道，“虽然您在冥中，虽然一切无声，但我们在谈着话，我们在交流着文学，交流着灵魂。”

　　三毛去世后，她的一个朋友代表她去了甘肃鸣沙山，三毛曾经表达过死后想埋在此地的心愿，这位朋友带着她的一些遗物前去，路过西安时特意去见了贾平凹。2000年，贾平凹走丝绸之路，路过鸣沙山，曾想去三毛的坟地上看一看，但是始终没有找到。“我说一会如果有个穿白衣服的女的过来，那三毛肯定就埋葬在这附近。后来果然几分钟后就过来个女的，在班车上坐着，然后是穿白衣服的。当时没有想就把香烟放在那，烧完的时候有个蜘蛛爬到香烟下边，蜘蛛一般是‘知’的意思，我想应该是三毛的灵魂有知吧。”

　　鲁迅们的情书与偷情书

　　去年嘉德春拍上，鲁迅手书《古小说钩沈》手稿就拍出了690万元人民币的高价。该手稿为周作人收藏，1961年以此页赠鲍耀明，并题记，算作周氏兄弟合璧之作。去年嘉德秋拍，除了鲁迅200余字书信拍出655.5万元的天价、约合一字3万元，1937年陈独秀致陶亢德的书札，拍出230万元，李大钊致夫人吴若男的书札拍出了414万元。

　　若以价钱论，先人手稿可谓无价。

　　手书爱情，更是前辈们恋爱时的必备。旧时文人，几乎人人都曾“着魔”于此道。

　　最著名的，是鲁迅与许广平。

　　1925-1927年，鲁迅与许广平分居两地，从互相爱慕，到确立爱情关系，一百多封书信，蕴含了无尽的相思。

　　鲁迅在《两地书》“序言”里道，这信里既没有死呀活呀的热情，也没有花呀月呀的佳句，并且将书的特色归结为平凡。诚然，书信语言朴实直接而不需要掩饰，但愈朴实愈真诚，愈显出内心深处的眷念与深情。

　　恋爱中的鲁迅天天去学校邮政代办所等信，量得学校至代办所距离约八十步，甚至费心思地研究过广州厦门间一周两次的邮信船，但终于研究不出自己发出的信的船期是星期几。代办所内外各有一信筒，所内的五点钟后就投不进了，夜里只能投入所外的一个。

　　鲁迅常半夜翻过栅栏将信投入所外的邮筒中，此举被许广平褒为“傻气的傻子”，下命令不准他半夜去投信，怕有危险。鲁迅乖乖妥协说：此刻已经夜一时了，本来还可以投到所外的箱子里去，但既有“命令”，就待至明晨罢，真是可惧，“我着实为难”。

　　不只有鲁迅，很多顶级文人在情书里不能自拔。沈从文追求张兆和，在信中写道：“‘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带在你臂上如戳记。’我念诵着雅歌来希望你，我的好人。”

　　徐志摩与陆小曼“偷情”，热烈程度远超初恋男女，看看这样的开场白：“我的肝肠寸寸的断了。今晚再不好好的给你一封信，再不把我的心给你看，我就不配爱你，就不配受你的爱。”名人又喜欢拿自己的情书去出版，于是，少男少女们读了不免脸红。

　　偷情成为时尚，郁达夫也不甘寂寞，写信给王映霞：“为了你，我情愿把家庭，名誉，地位，甚而至于生命，也可以丢弃，我的爱你，总算是切而且挚了。”

　　多少年来，情书在广为流传着。即使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学、大学校园里，情书依旧是求爱的主角。可是今日，随着手机、网络的狂轰滥炸，情书的隐秘和羞涩，逐渐被电子软件取代，一句我爱你，再也不是当年的“我的好人”那般低沉、执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