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作家的红色符号

　　寻找红色经典里的“异端”

　　近年来，大量红色经典被再次改编，以符合当代审美的形式，重新进入大众视野。“红色经典”，这本是一个后文革词汇，却蕴涵着与现实相连的文革记忆。

　　评论家洪子诚说：“对50—70年代，我们总有寻找‘异端’声音的冲动，来支持我们关于这段文学并不是完全单一、苍白的想象。”

　　新疆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高波指出：“《洪湖赤卫队》、《沙家浜》、《铁道游击队》等在今天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观众反响热烈，可见‘红色经典’顽强的生命力;《亮剑》、《士兵突击》、《集结号》等深受观众欢迎的影视作品，承接着‘红色经典’的精神并生成新的‘红色经典’。”

　　那一代作家，大都亲身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城市工业化建设和农村集体化运动，重大历史事件中所形成的人生体验深深地打动过他们，成为他们永志难忘的记忆。

　　多年来，我们忽视甚至无视那段历史，部分甚至全盘否定改革开放前的文学成就。其实这是不对的。很多作品，虽然有着意识形态上的漏洞，但其对人性的书写，亦有着时代的意义。

　　比如，冯德英的小说，对爱情的细腻描写，感染了几代人;《闪闪的红星》里的潘冬子，其坚毅、果敢，成为几代儿童的榜样;一部《林海雪原》，催生了诸多英雄故事。

　　齐鲁文化的“道德理想主义”尝试

　　“当代山东作家，如冯德英、刘知侠、郭澄清、王愿坚、峻青、王安友等人，以文化传承者的作家身份和使命担当，创作了大量反映山东革命历史题材和社会主义建设题材的新作品，为山东文学赢得了重要声誉。郭澄清的小说《公社书记》，塑造了一个‘枪杆子’、‘笔杆子’和‘锄杆子’齐抓并举的新型乡村政治人，无疑是齐鲁文化‘道德理想主义’的典型。”评论家张丽军说。

　　其实，山东的红色文学，可以追溯到建国前。早在上世纪20年代，刘一梦的《失业以后》引起反响，这部作品，有点儿类似现在的打工文学。鲁迅在《我们要批评家》中写道：“刘一梦的《失业以后》总还是优秀之作。”

　　1923年出生于龙口的曲波，以一部《林海雪原》闻名于世。小说曾先后改编成电影、电视剧、戏剧上映上演。电影《林海雪原》和根据小说改编的京剧《智取威虎山》在全国影响很大。

　　2002年，曲波去世，其作品的影响一直延续。2010年，根据曲波原著改编的电视剧《桥隆飙》上映，引起强烈反响。2012年，续集《狂飙支队》上演，再次引起关注。导演金姝慧认为：“在曲波原著中，桥隆飙作为胶东地区的英雄，齐鲁大地的侠义精神和孔孟之道的熏陶，在他身上表现的尤为明显。”

　　而非山东籍的作家们，或以山东为创作母体，或长期居住在山东，热爱这片土地，如吴强、刘知侠、李心田等。

　　吴强的长篇小说《红日》，书写了从涟水战役到张灵甫死于孟良崮这个“情节和人物都很贯串的故事”。1963年，小说被改编成电影，引起轰动，插曲《谁不说俺家乡好》传唱不衰，成为代表山东地方特色的经典名曲之一。2007年中国成功发射的“嫦娥一号”月球卫星搭载30首歌曲，第一首就是这支歌。2009年全运会期间，这首歌连同《沂蒙山小调》，又成为诠释山东的经典旋律。

　　人格魅力：老作家的新气象

　　那一代作家，往往以一部作品风行天下，誉之毁之，这些作品成了作家的符号。比如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李心田的《闪闪的红星》、曲波的《林海雪原》等等。但是，翻开云雾的遮蔽，尤其是在新时期，他们又创作出了大量有血有肉的力作，对过去的时代进行反思，典型的如李心田，他的《寻梦三千年》、《结婚三十年》等长篇小说，对知识分子人格进行剖析，显示出了作家的人格魅力。

　　文学本来即人学，完全服务于政治的文学，本身就丧失了其最起码的标准。然而，随着评价标准的改变，我们对历史的看法又有了新的变化。上世纪50年代，当王愿坚创作出《党费》、《七根火柴》等短篇小说之时，其堂兄王意坚(笔名姜贵)也在台湾创作出长篇小说《旋风》、《重阳》等。夏志清高度评价其作品：“《旋风》实在是中国讽刺小说传统——从古典小说到近代作家如老舍、张天翼和钱钟书——中最近一次的开花结果。”

　　王意坚出生于1908年，王愿坚出生于1929年。学者王瑞华指出，选择不同道路的兄弟二人，“说来令人颇多心酸怅惘，正是那个特殊年代、特殊世情的一种特殊展现。正如今天，我们只有借助姜贵才能读懂王愿坚，而借助王愿坚，我们也能更深刻地去理解姜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