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冠中：我这一代香港人

　　近日，陈冠中的《我这一代香港人》在内地出版，他以自己一代人的本土视角去回忆和反思，从教育缺陷，到中环价值观的形成、香港文化的兴衰，再到贫富悬殊的经济现状，对内地的观感和关系，都有环环相扣的因果。

　　谈起“我地”，无可避免谈到内地。在他眼里，“我地”的边界一定是开放的。2000年后陈冠中长住北京，写下了基于内地背景的小说《盛世2013》、《裸命》，写作和生活在内地与香港间“跨界”，他又有了一份清醒思考：北京、香港，以及夹在两者之间的拉萨，各自代表着“我这一代人”的不同表达。

　　从北京回望香港：

　　一个人的成功如此简单

　　陈冠中的履历是这样的：

　　香港大学社会学系毕业，去了美国波士顿大学读新闻，回港后在《星报》做了七八个月记者，自己出钱办了一份当时评论说“外星人办的杂志”，便是《号外》。“我一个出版人做的事，就是把卖剩下来的杂志推着铁车去废纸场卖掉。”这是他的自嘲，是乐天的，不刺眼的。待《号外》调理出了人们的口味开始赢利后，他已转去做电影。写了部《等待黎明》，周润发拿了金马奖，再写一部《不是冤家不聚头》，萧芳芳又拿了金马奖，之后，更是香港电影黄金十年的开启。怎么会这么容易?他说只是恰逢时机，前无老人，后有来者。

　　1992年，邓小平还未南巡，他就北上来了北京，在朝阳租了套公寓当文化人聚会的客厅。他家据说是不关门的，每天晚上都高朋满座，有酒有菜，王蒙、葛优，都来过。参与了《三联生活周刊》的复刊，打造了“大地唱片”之艾敬《我的1997》。音乐须在合适时候，才能成为经典。

　　而今他长住北京，十分惬意。

　　“北京现在是重点，是两岸三地的总站，香港和台湾常有朋友过来，与我讲许多那边的事情，我留在北京什么都能知道。”他对大势一直有敏锐判断，也从未中止过密切关注。

　　他当先知很久了。每一个领域，每一个地域，都在兴盛之前一点点进入，又都做得刚好超前一点点，许多试验性的东西或成为主流或被奉为符号，然后便离开，但即便走远也总会有人记起。

　　“其实我也做过很多不成功的事情，只是人们都不记得。”网络上能找到的资料是他曾与朋友合作办网站失败，也曾在接受采访时表露自己在网络时代先知变后觉。

　　“大陆的创意产业变化太大了，可以说港台已经没有什么优势。2000年我来北京的时候，已经预见到我可能再难有所贡献，所以不再做事，回归文字。”

　　他在北京写作，写的却是香港，规整香港繁荣并散去的各代流派，呼唤港人多一点记忆和反思。“七一之后起码十年都不用再提香港了”，纷至沓来的回归主题约稿，写小说的计划一直搁置。

　　当然，他在北京并不只是写一写《我这一代香港人》，还要接待隔三岔五来访的香港旧识故交。他就好像一只强力泵，将香港的进京力量打入北京文化领域的各路经脉。

　　“我一直想努力营造一个粤港文化产业的共同体，香港做前端创作，广东做终端发行。粤、港加起来，实力仅次于北京，比上海都强。粤与港分开，大家都有问题。这可是9000万人的市场，抵得上两个韩国。”

　　梁文道的反叛：我的忧伤你不懂

　　在《我这一代香港人》的封面上，梁文道写道：“从前我一直都说不准陈冠中的形象。最早他是全华文世界第一个写专书介绍新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冷门作者，后来创办《号外》引领城市文化风潮，再后来他写电影剧本、管理唱片公司、写小说……但自从陈冠中定居北京之后，我们对他的印象反而清晰了。原来他始终是个作家，一个锐利的作家。几年前，他开始有系统地书写香港，其自省之深足令不少他的同代人汗颜，开启了香港集体反思的精神运动。”

　　“爱国和民主都是香港这场实验早该完成却未完成的部分，是自利的我这一代人迟迟交不出来的功课。”

　　他们的上一代，很大的一群是来自广东的、来自上海和大陆其他地方的，是在认同大陆某个地域而不是香港的背景下走出来的。“南来的知识分子更有一种文化上的国族想象，逃至殖民边城，不免有‘花果飘零’之叹。”陈冠中说。

　　“从我这代开始，变了，就是，中国大陆对我们来说只是一个带点恐怖、大致上受隔离的陌生邻区，而我们也没有寄人篱下的感觉，没有每天苦大仇深想着香港是个殖民地，我们只是平凡的长大着，把香港看作一个城市，我们的城市。”

　　他们的成长期教育是这样的：没什么原则性的考虑、理想的包袱、历史 的压力，不追求完美或眼界很大很宏伟很长远的东西。这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一种思想心态，自以为擅随机应变，什么都能学能做，用最有效的方法，在最短时间内过关交货，以求哪怕不是最大也是最快的回报。

　　到1970年代中，主流精英除了各种专业如律师、建筑师、工程师、会计师、教师外，还多了一种选择：进入商界，特别是外企。1973年港大社会科学院应届毕业生就有几十人同被数家美资银行招揽。“我们走进了香港的盛世——婴儿潮代的镀金年代。”陈冠中说。

　　比陈冠中小20岁的梁文道说：“我们这一代香港人，比较讲价值观和理想问题，那是老一代香港人不懂的。第一，不是光讲钱;第二，我们更主动，更愿意参与社会;第三，我们比以前有更多的机会去表达自己的意见。”

　　寻找生命的缓冲地带：

　　坐着火车去拉萨

　　谈起“我地”，无可避免谈到内地。在他眼里，“我地”的边界一定是开放的。2000年后陈冠中长住北京，写下了基于内地背景的小说《盛世2013》、《裸命》，写作和生活在内地与香港间“跨界”，他又有了一份清醒思考。

　　今年正好是2013年，是《盛世2013》犹如寓言的故事发生的年份。现实中，这一年陈冠中成为香港书展“年度作家”，他也发现，的确突然很多人开始称自己的年代为“盛世”，连新开的楼盘也自诩为某某盛世，但他也说：“永远都要警觉，可能盛世更要警觉一点”。

　　除了挥之不去的“北京—香港”，他还把目光投往拉萨，一个近于陌生的城市。

　　2012年10月，《裸命》完成。今年年初，港台各出一版。这部十余万字的小说由主人公强巴以第一人称口述，分为3个部分，标题醒目：“肉团”、“刍狗”、“异域”。

　　强巴是个普通的藏族青年，和汉族青年一样，喜欢性，喜欢车，喜欢上网，喜欢游戏。他从小就说普通话，但对成语却一知半解，称之为“四个字的句子”。

　　在拉萨做生意的汉人梅姐请他做专职司机和“助理”。朋友们都说他是梅姐的小藏獒，他不在意。因为跟着梅姐，钱、衣服、享受，什么都不缺，当然也不缺性。

　　梅姐的女儿贝贝，让他“移性别恋”，决意去北京找她。路上，遭遇飞蠓雨，上千条生命撞死在他的车玻璃上;之后又目击了一场车祸，沃尔沃跟夏利相撞，沃尔沃上的人吓破了胆却只轻伤，后者粉身碎骨断头而死，只因“配备太不对称、太不对称了”。最后，一位搭车客尼玛，给他讲了一路的历史课。

　　刚到北京，强巴就被贝贝指派去参加了志愿者的救狗行动。然后，两人很快好了又分。用陈冠中的话说，“他们没有很强的理由也可以有性关系，有了性关系也不一定要在一起，不在一起也不一定翻脸，甚至可以互相扶一把。关系挺平等，大家都挺想得通。”

　　贝贝推荐强巴去梅姐朋友公司做保安。他们的任务是堵截上访者，再关押到北京郊外的宾馆。强巴说服自己，这是在实现梦想，凭借自力在北京工作，一步步往上走，心里却总堵得慌。

　　“裸命”是什么?往浅了想，是赤裸裸的身体本能。往深了想，道家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佛家说众生没有分别，一条命、一口气而已。而在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的概念“bare life”里，有些人被剥夺公民权，不受法律保障只受法律惩罚，是为“裸命”。小说中这一层意思最是触目惊心。

　　《裸命》的暧昧、矛盾、复杂，自然不可能在概述中传递。

　　对小说可能引起的反响，陈冠中在接受纽约时报中文网采访时说：“《裸命》大概会得罪很多人：愤青会觉得不过瘾，文青会觉得太直接、赤裸，汉族知识分子会认为这个题材太边缘，而藏族知识分子大概会认为对今日藏人的困境着力不够。”他知道自己的写法未必能讨好，“但既然写了就这样吧”。

　　他心里有好多题目，越想越多，都是跟当下中国有关的。“对自己来说好像都挺有趣，挺有挑战的，然后都要做功课，要再思考，在小说上想到一个方法解决。可能一边写一边又有新的想法，最后未必能完成。我自己不太有信心，但我知道现在就是要做这个事情。我很愿意这样坐下来一直写小说，直到哪天写不出来。”

　　他觉得这是他晚年“最为得体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