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一部分人先闲下来：谁创造了“新贵族”？

 

　　最近，由冯小刚执导、王朔编剧、葛优主演的新片《私人定制》将于3月27日在海口开机。这部电影2008年就曾以《贵族》名字计划拍摄，2012年王朔重新打磨剧本之后，改名《私人定制》立项。

　　从之前《贵族》的剧本来看，影片主人公秦海削尖了脑袋想往贵族圈子里钻，最终明白，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贵族。

　　不少人发问：中国有真贵族吗?

　　在当今中国，富有阶层兴起，消费社会到来，这就滋生了产生“伪贵族”的土壤。他们包括权贵、新富、知识精英、艺术家;他们群聚于某些权贵集中的中心城市，活跃于某些以奢侈为荣的场所，以名牌、名人、派对相佐，豪掷自己的资本：金钱、青春、身体、才华，或者情商。

　　而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一个国家基于文化的软实力对世界的影响正在与日俱增。——中国的“新贵族”所承载的，正是政治经济等“硬实力”之外的“软文化”。

　　凡勃仑把人按“闲暇”来分类，分成有闲阶级和无闲阶级。大时代的边上，有这样一群“有闲阶级”：

　　无论是将自己的灵魂承载在高山之巅的王石、张朝阳们，还是以贩卖文化为己任的文人洪晃、艺术家陈丹青、公知姚晨们……你可以视其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可以说他们拧巴。但正是有了他们映衬，你更能读懂这个时代，和我们民族的血脉。

　　“贵族”，不单单是八卦，或者茶余饭后的谈资，更是一种深刻的社会现象，绝不是什么三代才出个贵族这么简单。

 

 

　　张伯驹们“最后的名士生活圈”：相对于西方延续百年的上流贵族制，所谓的中国贵族只是一种形容，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一种社会形态

　　提到贵族，英剧《唐顿庄园》中英式管家早晨为主人熨报纸的情节堪称经典。相对于西方延续百年的上流贵族制，中国的上流社会原本是一个杂交来的结果，既有传统遗老遗少的底子，又有西方殖民后西式生活的风气。

　　聂华苓在《三生影像》中就描述过她祖父和客人一起躺在床上吸鸦片、互相朗诵诗歌的场景，而她在门外偷听。这是民国时期的大武汉，她的母亲陪她去花花绿绿的洋布行里挑料子做衣服。

　　章诒和先生去医院看朋友，她的惯例是亲自下厨，备齐四样菜品送至病房。她讲对美食的热爱和研究以及拥有一手好厨艺是大家闺秀的必备技能。有一次聊天，她说：“北京的四合院都应该拆掉，现在的人不配住。”语意之尖刻绝望，一时令人回不过神来。她的书在香港出版时名字叫《最后的贵族》。

　　张伯驹经历的生活，被人形容为中国最后的名士生活圈。对世俗生活相当淡漠的张伯驹，好像也一直悠然自得地生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他广涉文艺圈名流，如张大千、刘海粟、余叔岩、周汝昌等，更有一大批旧时代的贤达，如今已和张伯驹一样，时人早不知道那都是些曾经何等风雅冠绝的名字，所谓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1946年，张伯驹变卖超豪华宅邸(原晚清大太监李莲英旧宅)，得黄金220两，只为购得稀世珍宝《游春图》。这幅几乎让张伯驹“倾家荡产”的画，在1952年被捐给国家。

　　老朋友孙曜东回忆，虽然拥有偌大一份家业，但张伯驹在生活上朴素得令人难以置信，“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穿丝绸，也从不穿西装革履，有个大葱炒鸡蛋就认为是上好的菜肴了。” 张家生活好时，曾有大大小小10位管家，负责中餐、西餐的4位大厨，然而“在1969年到1972年最困难的3年，我曾几次去看望他。除了年龄增长，心情神态和20年前住在李莲英旧宅时并无差异。”

　　难以想象，曾用现大洋4万块购买《平复帖》、黄金220两易得《游春图》，并于1955年将8件国之重宝捐赠给国家的张伯驹先生、夫人竟一贫到如此地步——“富不骄，贫能安，临危不惧，见辱不惊……真大忍人也!”

　　在《往事并不如烟》、《伶人往事》等作品中，“最后的贵族”章诒和怀念那个已经过去的时代，因为“见过真正的文人和艺术家是什么样的”。

　　1940年，张充和在重庆主演昆曲《游园惊梦》，文化界为之轰动，章士钊赠诗一首，将她比作蔡文姬，诸诗人纷纷唱和。

　　学者余英时说过，中国传统的“精英文化”是在“士”的手上创造和发展出来的，在艺术方面，集中地体现在诗、书、画三种形式之中。余英时曾与张充和在1977年到1987年之间，做了10年的耶鲁大学同事。她基本是传统私塾出身，在考进北大以前，几乎没有接触过现代化的教育。进入20世纪以后，只有极少数世家——所谓“书香门第”——才能给子女提供这种古典式的训练。

　　“贵族”，是这个社会的溢出物，他们不在普通公众的视野，但却与艺术、哲学是近亲。因为艺术与哲学作为精神性的产物同样是社会的溢出物，与实用主义无关。所以有人说，什么是上流?就是你作为平民的理想都实现后剩余的理想。

　　王石、张朝阳们的有钱与有闲：“愿意用所有的科技换取和苏格拉底相处的一个下午”

　　托·本·凡勃伦是一位另类的思想家，他把人按“闲暇”来分类，分成有闲阶级和无闲阶级。

　　这里的“有闲”并不是懒惰或者无为的意思，而是指不需要从事生产性劳动。

　　自古至今，“有闲阶级”堪称一部精英文化的塑造史。哲学家、艺术家、作家……历史证明，那些选择自在、自由、自得的人，那些不在乎影响主流的人，最终都影响了未来主流，成为时代最珍贵的注脚。

　　文化名人洪晃曾说：今天，大家都在说中国当代文化缺乏有力量的作品，这跟大部分男人都去经商挣钱是有关系的，经济如此增长，文化怎能不后退，不管男的，女的，所有心思都去琢磨怎么赚钱了。谁都没有这些闲功夫再去画画、作曲、写小说，去思考一下人生的意义何在。

　　在“潘元”成为许多人心目中新的货币工具时，潘石屹无疑代表了中国新的清明上河图上，鲜花盛放的新富阶层。从一个出身西部贫困地区的农家子弟，到与老婆张欣共同创立SOHO中国，成为京城最成功的房地产商人，潘石屹用了不到二十年。

　　这种社会身份跃升，在西方至少需要三代人的经历。

　　中国的经济增长带来了一个变化：物质上，我们是个出口大国，文化上，我们是个文化进口国，而且有15倍的贸易逆差——硬实力很“硬”，软文化却依然“疲软”。

　　若问问人们对生活的理想，不再是上世纪80年代的理想主义、精神愉悦，人们正在经历着一个繁茂的“物欲时代”。物质使人们的心理期望值不再需要想象，而是有三六九等、明码标价的现实填充物，等待你去领取。

　　“成为坟墓中最有钱的人，对我来说毫无意义。晚上睡觉的时候能说，我们做了一件很棒的事情——这对我来说才重要。”1993年5月，乔布斯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这样说道。

　　把苹果输出到中国的乔布斯坦言自己“愿意用所有的科技换取和苏格拉底相处的一个下午”，黄怒波、王石、张朝阳……这些财富新贵将自己的灵魂承载在高山之巅——他们致力于寻找和分析经济行动的非经济意义。

　　地产界都知道中坤投资董事长黄怒波，这个曾在年少时因为父母双亡沦为要饭孤儿的中国商人，因为要买下冰岛0.3%国土成为家喻户晓的富豪人物。但不那么为人所知的，是他另外一个“非生产性消耗时间”的身份：他是中国诗歌界的骆英;13岁时，他在《宁夏日报》发表了第一首诗。在经济至上的今天，黄怒波在某些企业家聚会的场合，公开自己是一名诗人的时候，“往往会听到讥讽的笑声”。

　　“我首先是一个诗人。诗对我来说从来不是展露

　　才华，从来都是寄托。”鲜衣怒马的中年，黄怒波便宣布退居二线，这也让他有了更多的时间进行创作，他自喻自己如“困兽沉没在陷阱”，尽管他已经在努力地建设着城市，却“日日想从这城市逃亡”。

　　对于黄怒波们来说，人生的目的不再仅仅是沿着社会阶梯向上爬，人生是自我选择和自我实现，人生是重新发现。“名利”不再是大时代的奢侈品，“幸福”才是;“成功”不是个人魅力的源泉，“真我”才是。

　　他们高调生产，正是为了有闲生活：奋力挤进大时代的主流圈子做时代的弄潮儿是一种活法，在大时代边上做一个有自我有梦的“精神贵族”是千万种活法。

　　如何贩卖文化中国：艺术家陈丹青与八大山人们的自我边缘化

　　陈丹青在《归国十年》的题记里说：“画圈子早已人满为患，个个抱紧手里的饭碗;美术学院再这样办下去，则大陆画家怕要比小国的国民人口还要多。”

　　按照洪晃的说法，艺术家真是天生的“有闲阶级”。单是一个宋庄，就聚集了超过4000位艺术家。在这浩荡人群中，能在北京四环买得起一套房的不超过千分之一。

　　当代艺术30年，前半程是“理想主义的样板”。当诗人芒克和北岛等人在白洋淀放歌时，艺术家们没闲着，从“文革”绘画、苏联绘画的时代醒悟，画《西藏组画》、《春风已经苏醒》等，美术和诗歌，充当了时代变革前沿的发令枪。

　　后半程，艺术家桥归桥、路归路，各奔前程：能出国的出国，不能出国的聚居——圆明园、东村乃至后来的宋庄、798以及八大美术院校的周边。艺术分化也逐渐开始：学术、商业，也有人在寻找学术和商业的平衡点。当单一的收藏模式被打破时，媒介、网络、画廊构成的网状收藏模式为艺术家的作品打开通路，一个艺术家只要有三五个收藏家认可和“供养”，便能生存下去，而且生存得很好。

　　作家李敖曾说：“赚钱很重要，写书可以赚，我收藏古董也赚了不少，打官司都可以赚。但我还是一个单纯的知识分子，赚钱与否不是区别对待的标准。大家都应该富有。数钱的时候，我比任何人都要实在。”

　　如果把艺术家当成一种职业，那么任何人都可以成为艺术家;如果把艺术家当成一种能力，那成为真正的艺术家和去往天堂的路一样，只有一道少数人可以通过的窄门。

　　八大山人选择了自我边缘化：自知性僻难谐俗，且喜身闲不属人。八大山人的书画拍卖单价超过了千万亿万元，其故居常有高官名流来拜。李白“皇帝呼来不上船”是矫情，假如许个一官半职就会毁了诗仙。孟浩然“何必先贤传，惟称庞德公”才是体味到了远避红尘、有闲生活的乐趣。

　　但正如洪晃所说：“我们不能老拿几千年前的文化业绩说事儿，好像今天的中国就没文化似的。”

　　哈罗德·布卢姆写了一个《西方正典》，就是担心美国自己的文化要完了，因为大家都对西方的主流经典不感兴趣了。我们呢?

　　名媛进化论：

　　洪晃们的“新贵族”范儿

　　当今中国，富有阶层兴起，消费社会到来，这就滋生了产生“名媛”的土壤。热心慈善、举止文雅，颇有“民国范儿”、“贵族气质”……“名媛”二字的定义是什么?

　　□阿灿

　　不少人对中国名媛的认识还停留在“民国范儿”中

　　名媛的英文单词其实是“socialite”，这个词语是《时代》杂志的创始人之一布里顿·哈顿在1928年创造。原意指的是在一个强调努力工作的清教徒社会里那些富有的有闲阶级。这些名媛的打扮、穿着乃至一举一动都是城中谈资。而在当时，欧洲人是不太用“socialite”这个词语的，认为这和贵族精神相悖。

　　程乃珊的畅销书《上海Lady》的最后一章叫《上海名媛》。被广为引用。

　　程乃珊的名媛门槛很高，必须要有三大件：1、名门之女;2、才貌双全;3、对社会对女界有贡献。后者又是重中之重。就拿陆小曼来说，出生、品貌自不用说，程乃珊的书中认为陆小曼敢于离婚追求爱情，而追求爱情是“中国名媛投向时代的开幕式”。不过书里最被推崇的还是一位叫李霞卿的名媛，她最令人称道的是作为中国第一个女飞行员，投入到抗日募捐中。 宋家三姐妹、林徽因、陆小曼、李霞卿……一个个名字熠熠生辉，不少人对中国名媛的认识还停留在“民国范儿”中 。

　　因此，程乃珊对于那些时代的交际花很是鄙视，认为“人们通常将名媛混同交际花，这是一个很大的误会。交际花只是以编结关系网供自己过体面又张扬和阔绰的讲究排场的生活而游刃有余在异性间，她们对社会仍是冷漠和麻木的。”

　　洪晃、刘索拉：“我试图寻找到一种新的、最好的生活方式与文化价值”

　　程乃珊书中称“章含之是中国最后一位正牌名媛”。这个头衔被多家媒体广为引用。而不少人都写文章谈到真名媛和假名媛的问题，大抵也就是程乃珊笔下名媛和交际花的区别。

　　于是，不少人用“中国有真贵族吗”一样的句式问，“中国有真名媛吗”?

　　“看她穿什么鞋，读什么书，就知道是不是贵族。” 身为时尚杂志《ILOOK世界都市》的出版人，章含之之女洪晃曾断言“中国没有贵族”——因此，报章上说她是“著名文人章士钊的外孙女+著名外交家乔冠华的继女+著名作家章含之的女儿+著名导演陈凯歌的前妻”，诸多项“著名”，在洪晃本人看来，透出的是“炒作者的无聊和浅俗”，跟同位语“洪晃”两个字却无实质性联系。

　　似乎很难用一个词去概括洪晃的身份。名人、作家、商人、媒体人，“跨界”似乎是她的爱好，众多的头衔成就了这个大家所认识的洪晃。她是中国互动媒体集团的首席执行官，办着一本时尚杂志，主持过数档电视脱口秀节目，还参演过两部电影，写过三本书，她的微博粉丝超过650万。

　　洪晃和她那本著名的《我的非正常生活》的一大特点是：不装。不装淑女，也不装孙女。用她朋友的话说，是“这位大妞死活不会装嫩”。她是一个不太爱惜羽毛的女人，她笔下的文字也因此给人真实的感觉。“晚上和几个好朋友吃饭、喝酒、听音乐、聊天。大约12点到1点之间，和小平回卧室，做爱，然后抱着睡觉。” 洪晃的隐私在她笔下几乎成了公共资讯了。

　　洪晃曾说：经济如此增长，文化怎能不后退，不管男的，女的，所有心思都去琢磨怎么赚钱了。谁都没有这些闲功夫再去画画、作曲、写小说，去思考一下人生的意义何在。

　　对于在时尚圈人脉深厚的洪晃而言，赚钱的方式有很多。但是她却选择了也许难度和风险是最大的一种。2010年9月，洪晃投资的以推动中国本土设计为经营理念的“百货商店”，在北京三里屯应运而生。它有一个充满老北京市井气息的中文名字，叫做“薄荷糯米葱”。听上去像是一份菜单，却承载了“店主”的勃勃雄心——用洪晃自己的话来说，“我试图寻找到一种新的、最好的生活方式，它能够使我们更加自信，能够提升民族使命感。”

　　因此，无论是做杂志还是写专栏抑或是和她的闺蜜刘索拉们拍电影，洪晃也为建立当代中国生活方式、中国文化价值观一直努力着。刘索拉说她“笑起来眼睛和嘴巴都齐向脸部中央的那个大鼻头聚去”，在这个制造美女已发展到流水线水平的时代，洪晃的鼻头正是天然本真的“贵族范儿”。

　　姚晨们的榜样范儿：“言路上的贵族”

　　当下，全世界最出名的“名媛”莫过于帕里斯·希尔顿。欧美新名媛们混迹于时尚、慈善圈，不是娱乐明星，却是八卦报纸、网站的常客，暴露于镁光灯下，互相攀比成风。中国名媛虽然也和时尚圈结缘，和慈善活动有联系(像是赵欣瑜就曾经在嫣然天使基金会2007年慈善晚宴上，以人民币120万成功标得王向明的《沉睡的微风》画作，成为当晚的标后)， 却更像是“民国范儿”和“美国范儿”的混搭。有前者的“出身”(起码多半和名门、权力有微妙的联系)，却少有前者的精神意义;堪比后者的物质财富，却不如后者那么透明。

　　按照程乃珊对于“名媛”的定义，慈善女王姚晨似乎更具“贵族范儿”——成为“微博女王”之后，姚晨比真正的女王事情还多，面对一个巨大得无与伦比的公共空间，她已不再仅仅是她自己。一个毕业于电影学院的32岁女演员，靠《潜伏》大红，声音却再无法潜伏，她现在“被称为”每句话都有上千万人看到、传播的意见领袖，须以公允的言论、行为切实影响公民社会进程。

　　让一个明星成为言路上的旗手，除前上海滩二流明星蓝苹外，在几十年前乃至几年前都是不可想见的事情，甚至徐静蕾，那个两三年前红极一时的亿万博客博主，她捯饬的文字也几乎没有任何涉及公共事务的表达。

　　这是一个个性时代，但又远不止此。从Facebook、Twitter到微博，明星必须在这个阵地展现出你作为公民的普通一面，有同情心认同普世价值的一面。换句话说，你越像一个标杆公民，你越能得到受众心悦诚服的爱戴。

　　姚晨显然敏锐地抓住了这种榜样范儿。

　　■延伸阅读

　　胡润新贵族报告里的“太太消费”

　　□阿灿

　　先生消费

　　“胡润新贵族消费门槛”中的“他”年龄大约45岁(亿万富豪平均年龄43岁)。由于工作和生活的需要，他十分注重自己的形象，穿着高级定制西服，佩戴名表和配饰;他会购买一些高级烟酒来宴请朋友或是满足自己的喜好，同时也更加关注自己的健康，开始喜欢品茶。此外，他会精心挑选礼物送给太太、父母和朋友来表达心意。新贵族家庭平均拥有4辆车，其中先生就占有2辆。

　　太太消费

　　“胡润新贵族消费门槛”中的“她”年龄大约40岁。她尊贵高雅，懂得宠爱自己和享受生活。她不仅拥有顶级SPA会所的年卡，还雇用了私人瑜伽教练。香港是她最青睐的国内旅游目的地，日本是她最青睐的亚洲旅游目的地。她会定期参加一些慈善晚宴，积极主动的捐款以表示自己的爱心。

　　新贵族的格调与责任

　　胡润研究院认为：新贵族“贵”在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有文化的传承，同时也具有生活格调和品质。他们做好自己产品和服务的同时，依法纳税、对员工负责、积极参与社会慈善事业。同时他们也热爱生活，热爱家庭，崇尚“圈子”，从车友会、高尔夫俱乐部，到摄影圈、读书圈、登山圈、品酒圈、雪茄圈，再到马球圈、艺术收藏圈，现在，新贵族有了更新的选择：高雅的歌剧艺术欣赏圈。